表现的途径和差异

　　书坛人士中的绝大部分，是通过书法创作来表现自己的能力的。书坛为这种表现设置了越来越多的舞台，各种类型的作者都想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从美学的立足点来看，人的精神是从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中合乎规律地生发出来的。它不仅不能脱离物质而存在，而且要借助于物质体现出来。一个表现欲再强的人，如果没有创作实力，不能以作品展示出来，精神的表现就不能到位，甚至在涂鸦中歪曲了精神。
　　同时，人所面对的是各种事物交相杂陈的世界，这样一来物质观进入书法家的精神，就变得十分正常。书法家为物欲干扰甚至主动追求物欲，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于实践的过程，现在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在追求精神属性的东西，譬如古代优秀作品中的崇高品位、深远意境，脱俗情怀，使精神世界逐渐清洁起来；另一方面，实践的过程又要进入功利的世界，品论等第、评说类别，古人设立的神品、妙品诸种品位，都是含有功利目的的。功利思想也有成为精神动力的可能，如王献之认为自己书法胜其父，某人认为自己作品不比全国展的一等奖逊色。适当的功利色彩，显示了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自信。
　　当代书坛为书法作者设置的展示空间比起古代要大得多，这也助长了功利心的膨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制约自己，做到适可而止。我们要看到单一展示的狭隘。创作技巧固然有许多要求，但仅在这方面求精求透是绝对不够的。书匠，就是指这种狭隘到了极端而不及其余、最终技巧娴熟而无法弘大的人，只有使自身在审美情感、审美信息，以及具体表现上丰富起来，书法家自身的素养才会大幅度的提高。审美信息应该是多元的、立体的；当然，除了自身有这种需求外，社会也需要有这种条件，因为人的艺术素养的全方位运转，只有在人类社会优良的环境中孕育，在不断增殖的过程中达到再整合、再创造。一个时代要有相应的大师，有丰富的素养未必成为大师，而要成为大师又不可缺少这些素养。
　　在个人表现上，古今有着很大的差异，目的一样，做法有别。战国策士的游说和唐文人的行卷，就是两种表现类型。战国的策上主要依凭言辞的精辟，口若悬河，在锐利的谈锋里分析形势明辨因果。过人的口才往往能攫住对方的心意。如张仪、苏秦，似乎他们就是以三寸不烂之舌合分天下捭阖局势的。策士的辩才，正缘于腹笥充实。同时具有强大的综合能力，晋人的玄谈，也决不是卖嘴皮，是学问的机敏运用，口才只是其中一点。到了唐代，文人则是在文章词句上下功夫，诗文高下起了决定作用。譬如白居易写了诗，要请顾况欣赏。顾况是名流，他一欣赏，实际上打开了白居易诗名的通道。如果说策士面对的都是王侯，那么唐文人面对的则是政坛文坛的显赫人物。策士敢于向王侯挑战，让王侯接受自己的才气。唐代文人则是面对文化权贵的认同，祈盼自己的文辞得到赏识。
　　个人的表现求得他人的赞同，自古有之。从战国策士到唐代文人，都很明确地展示了一种综合的才能。可是现在，广个能纵笔挥毫的人，可能是腹中空空。考察机制的失落，使人们探讨着纸面上的技巧。个人的审美素质，如果只是停留在技巧的探讨上，增殖的目的就难以达到。如果没有太远的想法，一位书法家写一手好字，也足以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另一些书法家会有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之一是对社会环境优化的要求。其次就是书法家个人的心灵状态，必须向清洁高雅发展。心灵反映有多种多样，避鄙俗、芜杂则是共同的。不同的脱俗心灵可以使笔墨丰富多彩。以朱自清和俞平伯散文作品的美学形态为例，同是重视自我表现，朱氏的文笔更多儒雅和温柔敦厚的风格，而俞氏则多玄心妙赏、超俗天然的趣味。朱氏突出的是儒稚中流露着传统土子的抱负，俞氏则营构一个与世俗相隔甚远的心灵空间，走向妙于谈玄、以真视梦的风格追求。二人都达到了很高的审美境界。这又是自身重视心灵研修的结果。
　　古今书坛在提供书家表现舞台的同时，也在改造着书法家的审美品格和审美眼界。审美体验和思考最终的目的是创作精神的升华，改变人的拜物意识，抵御书坛陋习对心灵的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