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出现一个开放的魏晋时代，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它甚至为中外史学家所惊异。尤其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所谓魏晋遗风，一千多年来对知识分子魂灵的浸染，其影响之大，可谓有目共睹。魏晋遗风的根本是追求个性解放，所以弘扬个性便是这个时期文艺创作的突出特点。人们所说的魏晋风度，我以为，主要是指当时的知识阶层，他们洒脱飘逸，旷达高迈，行为放诞，蔑弃礼法，不以世务为念，不以名利系心，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个性色彩的闪耀。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魏晋时代这种个性解放，回归自然的要求与尝试对封建礼教来讲无异是一种反叛，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魏晋知识阶层所追逐的这种个性解放，脱离了社会解放的大道，忽略了个人对时代的主观责任感，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消极成份在内。所以它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将个性解放汇聚于民族、社会的解放之下的那种奋斗，是有区别的。这也是目前知识阶层继承魏晋遗风所要区别和警惕的。
也许有人奇怪：说侯玉麟先生，我为什么说起魏晋遗风呢？这是因为，与玉麟相处，使我不时感到魏晋人物的存在，从他身上，我具体而微地体察到魏晋风度的内涵。魏晋风度的基因是庄老哲学，而庄老对玉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他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审美观点，人生态势等，都受到它的浸润。他为人豁脱挥洒，不以成规为拘囿，他率真直露，暗于机宜，疏于名利，无汲汲之求，云岫卷舒，一切凭其自然之势。我说，这样的境界，在芸芸众生中，即可算是超然、卓然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他完全的人生态势。虽然他身上秉赋着魏晋遗风的旷逸，适性，但他却摒弃了它固有的消极成份，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趋向：这便是他的事业心与对艺术的责任感。这二者合起来，便是侯玉麟人生态势的基本走向。他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来自他艺术人生的实践。他明显地领悟到书法艺术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而近乎狂热地从事这种艺术的创作。这种行为本身客观上就承担起了时代的使命，而有益于社会和人生，有益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忽略了这一点，就忽略了玉麟人生态势的主要方面。
在中国文化的衍进中，生命的觉醒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可贵，转而及时行乐，充分扩展个人私欲的范畴。袁枚晚年就是走的这种道路，他用三百两银子买下南京小仓山一座花园，并加以修葺名之曰"随园"，从此他告别官场，过着"意同猿鸟结芳林"、"红粉青山共白头"的闲适生涯。他这时的诗作，也多是展示自己"惟我所适"的自由情性，读起来也颇有意味。但毕竟因消失了人间烟火气息，有时未免使人觉得落寞、空灵。这是他晚年人生态势所决定的。生命的觉醒还有另一种形式，意识到生命的短暂，而积极有为，自觉地承担起时代的使命，努力从事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事业。应当承认，这是人生最高的一种境界。但是，对玉麟讲来，他似乎与第二种人生态势还稍有区别：他的境界是时光有限，应当在自己所享受的书法领域里充分地展示自己。这种展示，既不是名利之徒的追逐，亦不是自觉革命者的严律，只是适其情性而已。如同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是"云无心以出岫"的自然行为。所以他能在萧散，疏旷之中表现出一种对事业的热忱和努力。但是，如前所述，这恰恰是符合了时代的需要，而具积极色彩。
玉麟出生在贫苦的农民之家，他身上秉赋着农民的朴素、诚实，甚至还带着几分憨直。但是憨厚的外表并不能掩饰他内里的聪慧。与之谈话，你会不时感到他睿智火花的闪烁，尤其是他对社会和事物的把握所表现出的透析程度，往往为人所不及。而他的这种悟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书法艺术的探索上，尤其是在蜕变自我风格的过程里显示了他的才华。
他孩提时，即握芦荻、柴棒会于地下涂鸦，年未弱冠，即扬管挥毫，其字体已初具规模，识者咸以大器许之。他有时把功夫放在"练写"之外，他曾三登泰山观摩泰山碑林、摩崖石刻遗迹，曾去曲阜观瞻三孔碑刻，亦曾远涉江南，流览名园石刻，他精心探研甲骨金石，汉简魏碑，颜楷王行，。他在继承中，酝酿自己，造就自己的风格。他书法的风格是他人生态势的外在形式，是其人生态势的自然流露。他的书法厚实、凝重，然而又飘逸洒脱，既具整体的结构美，又赋个体造型的秀拢。阅读其书法作品，宛如读一首韵律谐和诗章，它可以使你超然、淡然平息一颗躁动的心；亦可点燃你生命的火花，使你对生活充满渴望和勇气，这便是他书法的魅力所在。
玉麟还特别注重书法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他有不少真知灼见，有的亦形成文字，见诸报刊，这是他书法进入一定层次的根基。另外，他还特别喜好文学，尤好唐诗宋词，亦有相当的文学素养。至于他的好酒，那是文人的一种嗜好。从酒里他追求的是酒酣之际的无意识的沉冥状态，那是一种排除尘世干扰的合于自然的恬淡与宁静。这样说来，他似乎又有点佛家子弟的味道了。不过，佛家子弟追求这种境界的手段是"禅定"，他却是食肉与吃酒。
也许有人奇怪：说侯玉麟先生，我为什么说起魏晋遗风呢？这是因为，与玉麟相处，使我不时感到魏晋人物的存在，从他身上，我具体而微地体察到魏晋风度的内涵。魏晋风度的基因是庄老哲学，而庄老对玉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他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审美观点，人生态势等，都受到它的浸润。他为人豁脱挥洒，不以成规为拘囿，他率真直露，暗于机宜，疏于名利，无汲汲之求，云岫卷舒，一切凭其自然之势。我说，这样的境界，在芸芸众生中，即可算是超然、卓然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他完全的人生态势。虽然他身上秉赋着魏晋遗风的旷逸，适性，但他却摒弃了它固有的消极成份，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趋向：这便是他的事业心与对艺术的责任感。这二者合起来，便是侯玉麟人生态势的基本走向。他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来自他艺术人生的实践。他明显地领悟到书法艺术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而近乎狂热地从事这种艺术的创作。这种行为本身客观上就承担起了时代的使命，而有益于社会和人生，有益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忽略了这一点，就忽略了玉麟人生态势的主要方面。
在中国文化的衍进中，生命的觉醒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意识到生命的短暂与可贵，转而及时行乐，充分扩展个人私欲的范畴。袁枚晚年就是走的这种道路，他用三百两银子买下南京小仓山一座花园，并加以修葺名之曰"随园"，从此他告别官场，过着"意同猿鸟结芳林"、"红粉青山共白头"的闲适生涯。他这时的诗作，也多是展示自己"惟我所适"的自由情性，读起来也颇有意味。但毕竟因消失了人间烟火气息，有时未免使人觉得落寞、空灵。这是他晚年人生态势所决定的。生命的觉醒还有另一种形式，意识到生命的短暂，而积极有为，自觉地承担起时代的使命，努力从事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事业。应当承认，这是人生最高的一种境界。但是，对玉麟讲来，他似乎与第二种人生态势还稍有区别：他的境界是时光有限，应当在自己所享受的书法领域里充分地展示自己。这种展示，既不是名利之徒的追逐，亦不是自觉革命者的严律，只是适其情性而已。如同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是"云无心以出岫"的自然行为。所以他能在萧散，疏旷之中表现出一种对事业的热忱和努力。但是，如前所述，这恰恰是符合了时代的需要，而具积极色彩。
玉麟出生在贫苦的农民之家，他身上秉赋着农民的朴素、诚实，甚至还带着几分憨直。但是憨厚的外表并不能掩饰他内里的聪慧。与之谈话，你会不时感到他睿智火花的闪烁，尤其是他对社会和事物的把握所表现出的透析程度，往往为人所不及。而他的这种悟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书法艺术的探索上，尤其是在蜕变自我风格的过程里显示了他的才华。
他孩提时，即握芦荻、柴棒会于地下涂鸦，年未弱冠，即扬管挥毫，其字体已初具规模，识者咸以大器许之。他有时把功夫放在"练写"之外，他曾三登泰山观摩泰山碑林、摩崖石刻遗迹，曾去曲阜观瞻三孔碑刻，亦曾远涉江南，流览名园石刻，他精心探研甲骨金石，汉简魏碑，颜楷王行，。他在继承中，酝酿自己，造就自己的风格。他书法的风格是他人生态势的外在形式，是其人生态势的自然流露。他的书法厚实、凝重，然而又飘逸洒脱，既具整体的结构美，又赋个体造型的秀拢。阅读其书法作品，宛如读一首韵律谐和诗章，它可以使你超然、淡然平息一颗躁动的心；亦可点燃你生命的火花，使你对生活充满渴望和勇气，这便是他书法的魅力所在。
玉麟还特别注重书法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他有不少真知灼见，有的亦形成文字，见诸报刊，这是他书法进入一定层次的根基。另外，他还特别喜好文学，尤好唐诗宋词，亦有相当的文学素养。至于他的好酒，那是文人的一种嗜好。从酒里他追求的是酒酣之际的无意识的沉冥状态，那是一种排除尘世干扰的合于自然的恬淡与宁静。这样说来，他似乎又有点佛家子弟的味道了。不过，佛家子弟追求这种境界的手段是"禅定"，他却是食肉与吃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