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白驹过隙。多年来，我一直忙碌于编稿、发稿的编辑工作之中，沉醉于挥毫泼墨的书画创作之中，也没有想过要对我所走的书画之路进行梳理。我所以有了这种想法，是我把近年来满意的作品拍出来给朋友看，他们对我的作品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他们所提的意见，我听了很受启发，从而引发了我对自己的书画之路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
往事如梦，今日回想，犹历历在目。我1954年出生在豫南淮河北岸的农村。自幼喜欢习字画画，这得益于父亲的教诲。记得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习字，父亲写了十几个毛笔字让我摹仿,此后我便对写字产生了兴趣。闲暇时，父亲常给我讲很多大书画家刻苦临池的故事。父亲非常认同五指用力的执笔方法，他还讲王羲之在王献之身后突然拔笔而不脱的故事来启发、教育我。父亲为激发我刻苦学书的斗志，他给我讲欧阳询不怕劳累和饥饿，驻足碑前三天而不归的访碑故事。父亲还从报纸上剪下齐白石老人所画的虾和徐悲鸿先生所画的奔马，并讲述他们如何刻苦用功，直至成功的事迹。父亲对我的教育和书画兴趣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这些书画大师的事迹深深地铭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写字而言，一段王献之拔笔不脱的故事，使我在幼时执笔的手指上磨出了老茧，至今我的右手大拇指比左手的大拇还大一圈呢。这种执笔方法虽然不科学，但对磨炼我的心志，培养我坚毅的性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正是我父辈们的艰辛和我出生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为我学习书画产生了动力。从小学到初中，一本欧阳询的《九成宫》字帖我写了上千遍。那时农村条件很差，鸡一叫便起床练字，冬天先是绕村跑上几圈取暖后再回屋练字。有时写字的墨和笔都结成了冰，用火烤一下又接着写下去。初中毕业后我没能继续上高中，就回家种地了，父母关心我，让我半天上地干活，半天在家写字画画。应该说，小学、中学时期是我的父亲对我进行书画兴趣的培养，进行书画打基础的时期。这一时期为我今后的书画创作夯实了基础。我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书画发蒙期”。
1972年冬我参军后，由于我有书画的专长，部队首长特别安排我到团电影组放映电影。在部队，我的学习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在完成了放映任务之后，依然坚持读书、练字、画画。那时在县城里也可以买到一些字帖和画册了，我便转向对颜真卿的《勤礼碑》、《争座位》等法帖的临习。在我十四五年的军旅生涯里，我还对《石鼓文》、《石门颂》、《张迁碑》等碑帖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平时我的床边还堆放着很多的名碑名帖，养成了睡前读帖的习惯。在绘画上主要画些速写、素描之类，以利于放映前制作幻灯片宣传之用，同时，我还对宋、元山水大家的作品进行了不间断的临摹。范宽的雄伟，董源的华滋，黄公望的简约，王蒙的繁茂都深深地吸引着我，那种如获宝藏的精神亢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在下连队放映时，经常置身深山丛林和巴蜀秀水之间。每每此时，我总会拿起笔画一些速写，这样既锻炼了写生技巧，同时也使我感悟到了巴山蜀水的山川灵气。
在我的书画旅途中，孙竹篱、陆俨少、沈鹏这三位书画大师对我的书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令我终身难忘，刻骨铭心。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影响下，使我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并一直努力追求，去实现这个目标。
在四川的部队生活中，有幸拜书画大家孙竹篱先生为师，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虽然我与孙先生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先生的人品和艺品我十分敬佩。孙先生出生于破落的旧文人家庭，自幼学诗作画，有着很深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一生十分坎坷，经历战乱和社会动荡，可谓饱经沧桑。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但磨砺了坚韧的性格，同时成就了他与人为善和蔼可亲的待人胸怀。孙先生的诗书画皆精，他的花鸟和人物画笔墨精纯正道，构图妙趣横生；他的书法笔力遒劲，气韵高古；他的诗词豪迈奔放，大气磅礴。他经常对我的书法和绘画给予指点，给我讲解书画的笔墨和构图，讲解书画的创作规律，对我的书画创作起到了导航的作用。
1983年秋季，山水画大家陆俨少先生到川西北写生，部队首长派我一路随行照顾先生。我们从“清风峡”、 “明月峡”、南下“剑门关”，观赏巴山的奇秀和壮伟，领略蜀水的清秀与美丽。在剑阁道上，高大的汉柏遮天蔽日，气势之大令我震撼，一种力拔山兮的豪气油然而生。此行我得到陆先生认真的指导，有幸观看陆先生现场作画，亲眼目睹陆先生挥毫的风采。观陆先生现场作画对我启发很大，原先百思不得其解的技法问题，马上迎刃而解，大大激发了我的绘画热情。陆先生在观景时很少动笔写生，只是用心记之，看到动情之处才画几笔。他胸中已储有千岩万壑，这与他在青年时遍游全国名山大川写生，所练就的过硬功夫是分不开的。我沿途画一些速写，请陆先生指教，他提笔在我的本子上做些修改，并注明“弹性”两字。部队生活环境虽然是锻炼人的大学校,虽然培养了我刚毅与率真的个性,但我对艺术的追求仍然存在着理解不到位的问题。比如，我在绘画上就存在着刻板少灵动的不足。一个“弹性”的提出，使我茅塞顿开，这富有辩证哲理的两字,使我对书画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弹性”可以使线型、线质发生变化,赋予书画生机和活力，书画之理也在此中。
在部队时期，在入伍后的几年中，由于缺少名师的悉心指导，进步不是太大，这一时期十分苦恼。大约是在1980年、1983年遇到书画大家孙竹篱先生、陆俨少先生，在与孙先生、陆先生请教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的创作理念，审美追求对我影响是巨大的。有幸能亲眼目睹他们作画，现场观先生作画，解决了我许多思索了很久但没有解决的技法问题。更为欣喜的是通过现场观画，矫正了我许多错误的认识。部队时期对我而言，是我书画技法、创作观念产生质变的时期。
转业以后，我到专业美术出版社做书法编辑工作。在工作学习中结交书友、画友，并求教书画界的名家，不断地扩大视野。河南地处中原，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积淀十分丰厚。这个时段，我先从“二王”和米芾入手转向行书，大约三四年的时间，便进入了草书的临习阶段。这个阶段对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小草千字文》、《自叙帖》和黄庭坚的《诸上座帖》、《李白旧游诗》等法帖进行不间断的临习。特别是对黄庭坚的书法用了很长的时间去临习。同时对徐渭、黄道周、倪元璐、祝允明等的书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我在编辑《王铎书法全集》和正在编辑的《傅山书法》过程中，对他们的书法有了更多的研究。在创作中也取之他们的大气雄浑和个性张扬的优点。
转业后，我与好友索宏源先生成了有共同书画追求的同路人,我们在郑州的画室是对门,两人常常对饮，谈论书画,品评人生。我们在做人、做事、为艺等方面，有着多层面的交流和心灵的会合。我们认为：人品高者和，艺品高者平。对待名利，求其自然。书画要做到与古人沟通，汲取传统的精华；与今人沟通，学习别人的长处；与未来沟通，要有前瞻性。
2001年夏，我到沈鹏先生府上，请他老人家对我所责编的《王铎书法全集》进行指导。同时，将我的书法小册子呈沈老斧正，沈老对我的字进行了热情的指点，对《王铎书法全集》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沈老说：“学书法要有学问做支撑，要多在书法外的文学、哲学和绘画上下功夫，要从中多悟其理。”沈老的一番话，句句深刻，时刻让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督促我不懈地认真学习。
这本由我社编辑出版的书画集里的作品，是我从事编辑工作之余创作的,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我在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为“两全”（《王铎书法全集》、《汉碑全集》）和“一刊”（《青少年书法》）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也深爱着这“两全”、“一刊”。有朋友说我是“两全齐美”。虽然我在编辑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认为还不能算“两全齐美”，我还应在书画艺术上去努力达到“两全”，这才是我的心愿。也正是我在编辑《青少年书法》、《王铎书法全集》和《汉碑全集》的过程中，通过思考，使我对历史，对历史所传承的文化精神有了新的感悟和新的认识，对我提出的“中国书法线变论”有了很大的启迪。王铎所以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经典的潜心学习，他对张芝、二王、唐、宋、元诸多大家无不广泛师法，从书法技法的创新到融合百家之长思想的生成，从妙造自然的创作观到天人合一的书法精神的升华，在师法的过程中，是其对历代书法大家用笔、结体、章法、气势等诸多技法要素的学习研究的过程。书法终于成就了王觉斯手下的神来之笔。《汉碑全集》所收录的两汉刻石文字（书法）承上启下，从早期的篆隶结合到后来成熟的隶书，都是一个质的飞跃发展。我编辑了十多年《青少年书法》，与全国青少年朋友建立了友谊。这本杂志记录了当代书法蓬勃发展的历程。在与青少年朋友的交流中，汲取了他们的新思维、新观念。这些无不为我的“线变”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我所论之的“线变”：“线”即主线也，承上启下也；“变” 变革也，发展开拓也。“线变”的内容是：中国书法精神的延续与革新；书法技法的完善与开拓；书法流派的分支与兼容；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多样。
艺途漫漫，就当前自己的书画水平来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认为，下一步将是我书画的整合期。从今年开始，我计划在5年内完成对我的书画整合，糅入众家之长，以达到艺术上的自我与个性自我的融合。我只有在不断的追求中把握自己、超越自己，一个完整的自我才会实现。我坚信只有在努力中才会实现理想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