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滴血：我们流得义薄云天

小的时候，我看电影、看戏，不好意思，碰到剧情中令人感动的部分，我是“男人有泪马上弹”，现已记不清当时模样，不过“男儿”流泪，观赏性不强，估计当时的样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用现在的文艺欣赏理论一比照，处于“入得戏去，出不得戏来”的审美初级阶段，肥皂剧式的煽情，弄得天下痴女子跟着哭哭笑笑，商家赚的就是这个层次观众的钱。

    我现在看电影，一般不会被情节牵着鼻子走，对于剧情，终于能成为一个主人，站在一个既主观、又客观的角度审视，能“出得戏来”，才能既看热闹，又看门道。不过，有好多年，对于央视《春晚》的节目，我还是有点“出不得戏来”，说来也不能全怪我呀，央视《春晚》的煽情点，往往并不是编出来的戏，而是真人真事。这两年，我看这个“戏”基本也“出得来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些貌视无懈可击的东西，都需要一个能“出得戏来”的理性，近年来，我不再觉得“不看春晚，等于没过年了”，实在不是央视节目缺少新意，造成了我的审美疲劳。假如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出”央视这每年一度的“大戏”，对央视的利益固然不利，对整个民族，却未必一点好处没有。

    一个民族，能从自编自演的大戏中“出得戏来”，对这个民族而言，才真正有了提升审美层次的机会。

    央视作为国家级主流媒体，集中了我们的优势文化资源，由他来主导民族大戏，理所当然，无可厚非，这个时代的最强音，由央视发出，也属理所当然，无可厚非。

    然而，“权威”以“权”打头，就不可能不暗含“权”的种种潜在的弊端，“权”可以很不费力地发出强大的声音，但不代表里边就一定有真正掷地有声的思想，往往是“权”很好地养育了一种惰性，只有一个站点，只有一种眼光，所以“权威”的判断，如果过多地依赖现实的权势，就会失去思想的锐性，大而化之，大而空之，失去多方位的视角，“权威”声音依旧只是一家之言，尽管看上去无可辩驳。

    出得“戏”来，我看明白了一点，看清楚了一点。

    央视的感人戏的主情节，多年不变，即民族大义，民族团结，舍小家，为大家。感动中国的多半仍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式的献身。一个人为了工作，父母病危也不回家，一个人(不是警察)赤手空拳斗歹徒，最后死在了歹徒刀下等等。

    让我们的民族，一直为这个没有底线的“义”字洒泪，回肠荡气。

    他们不用审视，几千年来，这个“义”是否只带给我们积极的东西，而没有消极影响。他们只是这样宣传，就难免使我这个“出得戏来”的家伙，怀疑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主题，更是一个利益主题，因为我们都是知道的，与权势有关的东西，永远不变的，只有利益。他们不是不可能站在更广的角度看这个“义”，而是不愿意!把“义”字看开，对他们就不利了!

    要老百姓去相互关爱，捐资助学，是有“义”，倘若深入研究，就会挖出官员们公款吃喝，出国考察，瑞士买名表，泰国享按摩，就“不义”了，要老百姓赤手斗歹徒，是“义”，那么，从老百姓头上抽来的税收，却被腐败官员挥霍掉，造成警力不足，就是“不义”了。

    一句话，要老百姓“义”，要老百姓一辈子不出这个“义”戏，被感动得一辈子醒不过来才好!

    这番感慨从哪里来的呢？老实说，是从央视热播的《乔家大院》来，从晋商的大宅的遗址中来。

                                 (二)
    晋商们曾经辉煌的历史，不可能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近年来，随着工商业在中国的强势发展，人们向后看的眼光，不可能息略，山西商人创下过的辉煌。

    人们感叹，敬畏，人们觉得晋商的行为已然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标准，象一座高峰站在了身后。

    伴随着晋商们事业式微的，是他们一次次义薄云天的大放血。一涉“义”字，就出不了“戏”，我们就看不到其他东西了，殊不知，“义”这东西，没有量化标准，没有底线，“义”掏空了晋商的生命，使得一种浓烈的情感失去了依附的躯壳。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国度，在晋商辉煌的时代，商业生存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无论从当权者的思想意识角度，还是体制角度，利益角度，都不可能允许商业自由发展，那么晋商们凭什么去创造辉煌？而且在体制下取得辉煌？这不值得好好探讨一下吗？

    我的眼光就落到了这个“义”字上。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农民起义，都得靠这个“义”字吃饭，《水浒》里的梁山好汉，有“聚义厅”，义和团起义，更是直接以“义”字打头，唯此，方能感招天下英雄揭竿而起，才能形成力量与敌对力量对恃。

    而商业这事物，却并不能与当权者对恃。商业必须与整体环境相协调，才能生存，尤其是商业家尚未形成资产阶级这一力量实体时，就不可能形成革命力量，他只能主动地或被动地寻求与环境想适应的共同语言。

    我们看到，晋商们的行为，都很讲一个“义”字，很主动，我们固然可以讲他们确有宽广的胸怀，以天下为己任，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他们不这样，怎么生存？我更愿意承认，这是一种生存智慧。

    前些日子，电视台热播古代商人的戏中还有一部《聚宝盆》，是讲朱元璋与沈万三的，沈万三多次差点就被朱元璋杀了，而每次没被杀，正是因为沈万三的钱花在了“义”上，为朱元璋摆平了麻烦。

    晋商们同样如此，晋商们要生存，要入得当权者的法眼，就得接受当权者的潜规则，你必须主动认定，你的资产随时得为种种挂着“民族在义”的名头的灾难埋单，否则，你被动的，也得为这个埋单，结果是一样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封建社会的机制里，又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执行这个“义”呢？根据清官无法生存的现实，我们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收刮来的民财，并不会有多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甚至根本难填那些填不满的欲壑的，碰到大的自然灾害，战乱，往往国库亏空，就想到了这些“义商”，他们主动埋单，就更好，如若不肯，当然不会没办法!

    令我震撼的，不仅仅是晋商的辉煌，而是，在这样一个投资环境里，晋商们也能创造如此的辉煌，这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奇迹!由此我想到，为什么现在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及原则性强度为什么会成为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想到如果在当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有几个人不会望而却步。
   
    既与当权者的机制共生，就必定与之同死，晋商们最终只能为当权者流尽最后一滴血，尽管这滴血流得义薄云天。

    商业有商业内在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在旧体制内无论如何也是得不到的，当晋商们的生命，作为一种新的生命方式，被旧体制以一“义”字无限制地掏空，我们只能看到空空的乔家大院，沉默在历史的一角，雄浑而悲壮地沉默着。

    晋商们双手一挥，把一段奇迹抹去，了无遗憾。他们已经尽力了。只是站在乔家大院的远远近近的后人们，不得不思考我们民族的理性。

    “义”使我们感动，却并不使我们强大，我们的民族，还是要出得“戏”来，试图让我们的情感世界多接受一点更理性的东西，支撑我们更健康，更强大起来。

    邱吉尔说过，一个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这句话，可能不容易进入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系统，但在某种程度上邱吉尔说的没错，我们终会理解的。

                                    (三)
    行文至此，本来不想再说了，然而，写这文章，又不是写小说，要留那么多余地让人们去想，还是继续说完我想说的话罢。
  
    话由文学欣赏说起，再往回收一点，扯一扯现实。要不然读者还以为我对社会有多不满。对社会不满是个笼而统之的大帽子，容易被一棍子打死。

    我们的历史走到现在，真正有一种理性的提升，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的，那之前，我们有私营企业发展得有点起色了，就诚惶诚恐地向政府表态：我这个企业办好了，将来是要献给国家的，他不这么说，就不好办了，他只能主动地讲这个“义”字，否则，你瞧好了。

    好在我们结束了“姓社姓资”的讨论，对于新经济模式有了理性的肯定，到现在，与权力相关的所谓“国有”模式已不招人待见，这是多么理性啊。

    我们的体制在不断改革，不断朝着更理性，更科学的方向进步，人们不必再背负那个沉重的“义”字前进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有希望的地方。甚至已有不少西方国家认为我们是个很危险的国家了，对了，这又触动了一些更大的利益体系，他们要用“义”来压我们一把了。可见“义”这是个多么宽泛的东西，谁都能拿它来说事儿。我们现在能且只能先拿“义”的大旗抵挡一下，不管我们讲不讲这个“义”，只能如此。我们明白此“义”非彼“义”，他们什么意思，我们什么意思，我们明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