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唐初四家的人与书》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书法导报）
其三，欧虞做为文人，都有其坚韧的性格，《旧唐书·虞世南列传》载：“世南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陈灭，与世基同入长安，俱有重名，时人方之二陆。时炀帝在藩，闻其名，与秦王俊书交至，以母老因辞，晋王命使者追之。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时世基当朝贵盛，妻子被服拟于王者。世南虽同居，而躬履勤俭，不失素业。”“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开春宫，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世南虽容貌懦懦，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太宗以是益亲礼之，尝称世面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由此能够窥视到虞世南的人品及性格。欧阳询的生活背景比较特殊，其父为南朝陈广州剌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仅而获免。陈尚书令江总与纥（询父）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寝陋，而聪悟绝论，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仁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年八十余卒”（《旧唐书·儒学》）。欧阳询由于生活背景的特殊，自始至终基本上以纯学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行为准则等则必然会在欧阳询身上有所体现。欧阳询与虞世南相比，文人气息则更浓一些，在思想、行为上，亦显得较为温和，表现在书法上，欧阳询虽学王羲之，但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很难与所谓的“晋人风度”相适应，因此其书法并没有明显的王书韵味，而确有魏楷之风骨。欧书有戈戟森严之险峻气势，更有变化绝妙的严紧结构，兼有北碑劲峭之遗风，融有南碑清秀艳美而参有篆隶之法。能博采众美于一炉，显见其性格，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虞世南的书法风格沉厚静穆，藏锋聚气，点画均有千钧之力，被誉为绵里藏针，境界极高，这与他忠直的性格，、广博的学识有着必然的联系。
其四，应该说，欧、虞之书是对魏晋以来书法艺术大发展的总结，这种书风的形成，当完成于隋朝，这是南北书风大事例的产物，欧、虞都在隋朝做过官，他俩都是南北书风大融合的参与者，更是继承者。按道理说，凭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人品、德行、学识及其对书法的理解和感悟，完全可以突破隋朝形成的书风，但因欧、虞曾任职于隋，入唐后未能积极进取，仅以知识他子固守其节的心态对待书法，晋人那种优美自由的情调色彩，未能身体历行，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则显得墨守陈规，仅仅是将隋书之风推到了更高的层次。从他俩的书法风格中，我们也能看出，其书中都蕴含着一股无形的力量，这说明了他们都有冲破这种书风的欲望，只是心有余悸而未能施展罢了。其实，话又说回来，这正是他们个人阅历、性格对于时代的局限性，更是在其书风中的反映。
唐初四家中最突出的应数褚遂良，从他开始，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转机。褚以虞为师，宗法王羲之，对后世学书者影响颇深，颜柳均宗之。后人评其书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婉美华丽”、“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褚遂良之所以占据突出的地位，亦决非偶然。
其一，褚遂良的性格特征与虞世南极为相似；忠直，不屈于权贵。《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子必书。’”褚遂良在任谏议大夫期间，数谏帝过，言语亦丝毫不让。其为人深得太宗信任，太宗临终前召褚遂良、长孙无忌为辅政大臣，高宗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进郡公，“再岁，召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临修国史，兼太子宾客。进拜上书右仆射”。后高宗立武昭仪，褚遂良极力反对，为此，褚遂良屡被贬而死。忠贞不屈，不为权贵折腰是褚遂良人品、性格的体现，与虞世南性格的接近，是他能够承袭欧、虞书风的必备条件之一。
其二，聪明、博学，能超出常人，是褚遂良的又一特点，“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关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这说明了褚遂良不仅聪明博学，且对王羲之书法理解得相当透彻。“少师虞秘监，长则祖述右军。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遂良大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甚重之”。由此可见，褚遂良的仁途顺畅，即因其能得“二王”之书要。
其三，褚遂良在隋大业末，曾为薛举通事舍人，并没做过隋朝的官，其父也仅仅做过隋朝的散骑常侍。因之，入唐以后，其思维、行为没有任何余悸，这也是他秉直性格得以守恒的原因之一。这样，在其思想及行为上，则敢于开拓进取，表现在书法上，则是在继承欧、虞书风的基础上，藉“二王”风神潇洒、流丽妍美之风格，追求风神、气质、情致等笔意，又兼收北朝碑刻遗意，其书法行笔遒丽，体态流美，笔画虽瘦而实腴。成为婀娜多姿的风格。“遂良书多法，或仿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于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
褚书在唐初的影响甚大，学褚书的书家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薛稷。因笔者所见薛稷笔迹甚少，仅有《信行禅师碑》的局部印本，故不敢妄加评论，有史书云：“稷书学褚遂良，尤高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褚遂良又称褚河南）之高足，为时所珍，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由是知薛稷书为褚派一系。但笔者观《信行禅师碑》之局部印版，并非褚遂良之肤肉，与褚之《孟法师碑》相比，其笔法确实相近，然《信碑》更显活脱一些，从《孟碑》看，其中仍有北碑之意，当为褚之早年的作品。如与褚《倪宽赞》相比较，则《信》、《倪》即有不同的立意。因此说，虽派为同类，然其特点仍然还是有区别的。此亦体现“书如心画”之道理，不同的人，亦必有不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