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是一种形式单纯而意蕴丰富的意象艺术，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和很高的技术性和形式感。因此，它是风雅、斯文、高洁的艺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光有艺术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艺术的最基本的特征是要表现人的情感。作为一件成功的书法作品，它必须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在书法作品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书法与写字存在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能够达到如唐代孙过庭所说的"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应该是从魏晋才开始成熟的。魏晋以前的书法，并不视艺术表现为主要目的，甲骨文、金文、秦汉石刻等在书和刻时，结构上有虚实、匀衡、疏密之讲究，但那仅仅是去表现书、刻者的情感。因此，魏晋以前的可赏性文字，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它还并不成熟。但它们作为书法艺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其书法意义与特征，仍属书法艺术的重要范畴。当书法作为艺术在魏晋时期成熟以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则成为书法作为艺术的最基本的特征。
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宣和书谱》云："鲁公平生大气凛然，惟其忠贯日月，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书法既可见性情，更可见人品。书法艺术运用线条的运动节奏，造型成"势"，而表现出"骨力"；墨色的淋淳挥洒，则蓄积着"韵"，表现出"气"，通过骨势气韵的流动变化，表现出书者情感的波动节律。个性的阴阳曲直、人格的刚正邪佞、理想的追求寄托，知识的积淀理解、生活的进退沉浮等，通过极富艺术表现力的线条，以深厚的功力和纯熟的技巧表现出来，从而抒写自己的思绪情怀。因此，书法艺术透过书法线条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人"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书如心画"。
观唐初四家的作品，无不体现出书如心画这一真理。唐初四家即指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和薛稷。如从承袭关系及书法风韵上来说，可把四家分为两个类型，欧阳询和虞世南较为接近,而褚遂良与薛稷则较为类同。这种类型上的差别，与他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及个人阅历有着直接的联系。欧阳询和虞世南都做过隋朝的官员，特别是虞世南曾经是隋炀帝的近臣。入唐后，他俩同为弘文馆学士，欧阳询官至太子率更令，虞世南官至秘书监，均在唐初以学者著称。其书法风格也较为近似，均为瘦劲型书体，欧阳询以劲险峻厉，虞世南以外柔内刚著称于世。褚遂良和薛稷均属欧、虞之晚辈。特别是薛稷，比褚遂良还小五十多岁。褚遂良官至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为辅政大臣，薛稷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他俩均属唐朝的达官显贵，其书法风格均以丰艳流畅著称于世。
从师承关系上来讲,欧阳询初学王羲之，后兼学王献之，其笔力险劲瘦硬，意态精密俊逸；虞世南以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为师，妙得其体，所书笔致圆融遒逸，外柔内刚，风神潇洒，人谓其法书得王献之规范；褚遂良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因其父亲与欧阳询关系甚好，故又受欧阳询的影响，其早年书法以《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为代表，笔画带有北朝碑的遗意，唐高宗以后，其书一变唐初的方正严谨，笔画保留了部分隶意，藉王羲之流丽妍美、风神潇洒、韵致卓绝之书风，成为婀娜多姿的风格；薛稷曾从外祖父魏征家里见到虞世南、褚遂良的法书，遂精勤临仿，特别对于褚遂良书风的继承，可谓淋漓尽致。因此，他的书法基本上属于褚派范围，世传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语。由此得知，唐初四家之书，均师承"二王"，然而，其书法风格则名不相同，特别究其四家晚年之书，更能观其"人"的影子。
欧、虞书风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没有晋代的书法艺术，也就不会有欧虞之书，更不会有唐初四家。因此，讲欧、虞之书，就不得不讲晋人之书。
其一，魏晋以前，书写是官职比较低下的书佐、典签的事情，地位较高的士大夫是不为此事的，而到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子弟身居高位，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尤精于书法，世代相传。当时最显赫的王、庚、谢、郗四大家族中，如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儿子王玄之、王徽之、王涣之、王操之、王凝之;王导的儿子王珣;王洽的儿子王荟;王献之之女王神爱；谢安的史弟谢万;谢奕的女儿谢道韫、儿子谢敷；庚亮之弟瘐冰；郗鉴的女儿郗氏（王羲之之妻）、郗愔的妻子傅夫人等，都是书法能手。他们在长达百年间的东晋时期一直身居高位，其中王神爱还是晋安帝的皇后。在书法艺术上，他们之间相互标榜，相互影响，使东晋的书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一代"书圣"王羲之就是时代所造就出的典范。王羲之先学魏锺繇，后学卫夫人，因之早年的书法风格是比较质朴的，后来由于五羲之的觉悟突然为之一变，据说是受王献之的劝说，其书法风格从质朴变为流丽妍美、丰神潇洒、韵致卓绝的新书风，"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由此而确立了王羲之的书法地位，近而其书风将书法逐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使东晋的书法充满着激情，也使书法作为门类艺术走向了真正的成熟阶段。经过南北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遂有北碑南帖之说，隋朝的统一，则将南北书风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欧、虞即是在这一大融合背景下诞生出来的。因此说，欧、虞的出现，首先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其二，魏晋的玄学之风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人的思维方式，表现在性格上则是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崇尚自然，言则简约玄谈、行则畅志通达，北京大学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道："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的点画自如，一点一指皆有情趣，至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人的性格在书法中的体现，标志着书法的成熟，成熟的书法艺术又给书法者以全面的启迪。欧、虞初学"二王"，既得晋人之法，又得晋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把这种法和情反归到楷书上，使楷书在魏楷的基础上融进了行法，因而能使欧虞独树一帜。
<未完,下转《唐初四家的人与书*续》2003年12月31日书法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