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当推老庄和孔孟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产生影响最为深远广大。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大学派，他们的思想学说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形成了儒道两家的不同传统，也由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础。
著名书法家赵长刚先生生于山东淄博，山东是齐鲁文化的代名词，而齐鲁文化主要以“儒学”为宗，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的代名词，因为自周朝、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及至当代，中国大抵是以倡导“仁义礼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为治国方略，“这是齐鲁文化在汉代巨大影响的展现，也是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王志民《齐鲁为先秦最高文化区的历史考察》）。但淄博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齐国，而齐、鲁文化在没有合二为一成为“儒学正宗”的秦汉之前，齐国重道学，鲁国重儒学，在治国理念上，齐尚霸道，鲁信王道。霸道就是追求霸业，在国家治理上追求富国强兵之道；王道注重礼乐教化，重德保民，兼济天下。因此，齐鲁文化本身就是在“儒道互补”过程中，不断传承发展的。
儒、道思想跟书法有什么关系呢？著名文学家林语堂曾分析说：官吏尊孔，作家诗人艺术家则崇老庄（《中国人的智慧》）；确实，老庄思想之于艺术家的创见，是活水源泉，但艺术家作为社会中人，不可能完全“独善其身”，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儒学”“宗经”思想的影响。长刚先生作为齐鲁中人，既官职文联、画院，复以书法艺术为人生理想追求，既道且儒，故而本文试以哲学思维中的“儒道互补”与书法艺术创作的“儒道互补”观念对比来浅析其书法艺术。
一：儒道互补
对中国人精神世界建构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分析，都普遍指向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心灵建构，往往是介于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间的一个平衡体系。林语堂因此说：儒道精神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二者缺一不可。
大体来说，孔子开创的儒学价值观，以人文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提升，在伦理上强调尊亲、爱人、事孝、崇礼；在道德上强调“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在学习态度上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因此儒家总的来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修身治国之学。老子开创的道家的价值观，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取向，注重天然的真朴之性和内心的宁静和谐，主张超越世俗，因任自然。强调：致虚极、守静笃，息心坐忘，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儒家学说可以说是群居人的交往法则，而道家学说则是个人的处事原则；但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太可能始终群居，也不可能始终独处，因此总会在生活中时而儒、时而道，以此求得心灵的安稳。
长刚先生身上自然也有儒道轮换之时，其体现在“儒”的方面，一是：其长在齐鲁大地，既为人子、复为人夫、还为人父，而齐鲁大地素以民风淳朴、崇礼事孝、待人热忱著称，故而其身上不可避免的具有儒教温良的德行。二是：其执掌于山东淄博书画院，身为院长，自然要在员工下属面前当好表率，要以身作则、巡行恭问，体恤下情；在这方面长刚先生是做的极为出色的，近年来淄博在书法方面的发展势头，比起其他山东地市要迅猛、热情、专业、出成绩得多，这主要得益于赵长刚先生的艺术公心，长刚先生多次在国展、中青展等国家级书法展赛中获奖，后来还做了国内最高书法展赛中青年书法篆刻展的评委，但他并不以此为傲，而是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心态多方延请国内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刘正成、张荣庆等先生多次到淄博讲学，为众多淄博书法爱好者求学问道广开方便之门，也因此使得淄博的书法艺术追求者越来越多，对于书法的审美眼界和创作水平也愈来愈高，在国内各大书发展赛中更是频频获奖入展。正如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刘正成先生在《当代著名青年书法十家精品集——赵长刚卷》的前言里写道：“淄博书法界的中青年，几乎没有不受赵长刚书法艺术观念影响的，因为他们的成长、成名，或多或少都与其领导者赵长刚有关系，作为经常来往于书法界的赵长刚，对一切艺术创新的信息是灵通的，他敏锐的感悟力，不仅为他自己找到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模式，而且能在这个艺术群体里既关注变幻不息的创新动态，也能稳稳的在自己的田园耕种”。刘先生还说：这里的书法家都显得非常沉稳，可谓通变而不浮躁。而这些我想都与长刚先生的儒道思想有关。
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总在工作状态，也不可能总是为了伦理纲常而忽略自身的理想追求，试想一个人倘若像机器一样每天不停工作，，言必圣贤，口说空话，不停的为父母子弟妻女事孝尽礼，那人岂不要累坏筋骨，伤了生气？只能是“腐儒”，难怪总有人说：偷得浮生半日闲。人总是要有些闲趣的，有的好吃、有的好玩、有的好搜罗奇物，之所以有“爱好”就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有乐趣，不至于无所事事生出些邪念。长刚先生说自幼喜欢书法，就是到了军营也不忘每日操笔演练。而且这种笔墨操练没有任何功利，只是求得笔墨与内心的默然契合，这无疑就是艺术的“道心”。林语堂说：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状态；我想长刚先生也一定是基于此种心态来工作、创作。
二：情理兼融
在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上，已故著名美学家熊秉明先生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中把历代书法理论分为六大派别，其中就有“伦理派的书法理论”和“自然派的书法理论”，前者理论是以儒教为哲学本原，后者理论是以道教为哲学本源；前者认为“┈┈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征，碑铭之训诫，不由斯字何以纪辞？古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者所以开圣道也”，他把书法当作“成教化、助人伦”的德育工具；持这一派书法创作概念的在历代书法家中还不是少数，汉代杨雄说：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唐代柳公权甚至以书法作笔柬向问书道的皇帝唐穆宗说：心正则笔正；明末清初的傅山更是直接说“作字先作人；有的理论家甚至认为书法就是“末事”、“小技”，康有为说： 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 ，安能以有用之岁月，好之于无用之末艺乎”。但不管他们是把书法当作“开圣道”，或者是“末艺”，他们的审美都是基于儒学“善”的基础，只是以书法这样的文字载体来体道证心。
“自然派的书法理论”即道家思想之于书法的审美呢？实际上，老子是反对“艺术创作”的，他反对浮华雕饰，排斥情感流露，反技巧、反功利，倒是喜欢：见素抱朴，无为好静，绝巧弃利。庄子不同，他不反对艺术，相反他认为世间万物哪里都存在艺术美，他带着惊异赞美的眼光观察天地间的一草一木，一鱼一虫，一瓦一溺，觉得这些事物身上都有“道”，熊秉明先生分析说：《老子》代表一种年迈长者情景淡泊的智慧，《庄子》则表现了生命力旺盛的诗人的浪漫主义的生的欢喜。庄子要任其天性，要解衣磅礴。二者的共同点就是要排斥人为的道德规范，卑视功利与荣誉的争誉。
实际上，艺术创作跟人成长一样，有时候“伦理”多一些，有时候“本我”多一些，绝对的“伦理”，绝对的“本我”都不是一个良好的处世心态和艺术创作心态；这不由让我想起前两年书坛议论纷纭的“兰亭书风”与“流行书风”的对决；“兰亭书风”非要强调书法创作要“美”，“善”，不能有“丑书”，这无疑是“儒教伦理”，而“流行书风”则专讲“形式美的塑造”，专意造“丑”，这无疑是“道术”，二者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和理论使得书坛当时演变为角力的名利场。至于书法究竟是什么？书法创作究竟为了什么很多人倒并不深究。而长刚先生于此特别清晰，他既不随“流行”，也不追“兰亭”，只任自己的心绪在笔底缓流漫荡。
书法品评究竟有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呢？在我看来，就是冯友兰先生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伦理派的书法理论讲的就是一个“理”字，自然派书法理论讲的就是一个“情”字，情与理二者不可偏废，苏东坡讲最高境界的绘画就是能够“融豪放于精微”，孔子讲人生七十始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的“豪放”、“从心所欲”，就是讲的“情”字，而“精微”、“矩”就是“理”，画讲“物理”，书讲“法度”，“理”就是规范尺度，火车脱了轨再也无法快开，足球没了规则肯定无法踢，法度对于人生艺事都存在，只不过有的法度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则是“潜规则”。
长刚先生的书法创作深明此理，他的书法作品决不是在那里“任笔为体、聚墨成形”，也绝不是循规蹈矩，俯首听命，应该说就是以“儒道互补”的哲学思维，听任笔底手腕之挥运，外得其形，内迷其理，笔画简静，字形端雅，颇有魏晋风度。而这种境界的得来，不是一蹴而就，其早期曾遍临各书体，真草篆隶，简牍函札都很用心揣摩，尤其在行草书上用力最深，而他在行草书上的取法也很高明，取简牍的用笔得简率之气，取孙过庭《书谱》的字形跌宕，得结字的摇曳生姿。日加揣摩，岁不更替，如此写来，自然爽爽有一种风气。
我特别翻看了他作品集作品中的每个字的转折笔法，每逢转折换笔，他基本不暗过内厌，而是顺势圆转直承下一笔画，显得圆厚落拓，没有机心，像极了舞女的裙袂，风起处，幽香暗来。我还特别注意了他书写的文词，尤其是对联，基本上都是书写的一些闲情适志的“道家语”，如：庭小有竹春常在，山静无人水自流；休羡巨鳞争食，聊饮清水洗心；高阁明窗放眼奇峰千万壑，黄花白酒快心知己两三人；他在书写这些“春 常在、水自流”、“聊饮、休羡”、“快心知己、奇峰千万”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悠闲自若，不趋俗尘的。
长刚先生已快到知天命之年，照道理，他应该在家尽享名利，可他没有，却又到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我不由佩服他的“学而时习”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的态度。
从长刚先生书法的简静风雅可以想见他的为人，我与他没有倾谈过，只是在好几次的偶然相遇时，短暂闲聊，他话语不多，似乎不大喜欢作佯狂之谈，但他与你的一握手，一微笑，都能感受他纳言敏行的定力。如此定力，也一定能使我们不断看到他“鲁调自歌，不谬风雅”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