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浸润了深厚文化内涵,在文坛和书画领域驰骋有余的文化学者,他用自己的笔端述说着对人生独到的理解和感悟,他用广博的胸怀把天地画在心中,他用双手把中国书法传播到遥远的海外。他信守:艺术的标准是好和坏,而不是新和旧;他提倡:以诗为藐,以书为骨。他追逐师古而不泥古,他期待在有生之年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到来鼓与呼。他就是清华大学美术书法研究院高级研究生班毕业、云南省美术书法研究院研究员、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集诗人、作家、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李轶先生。对李轶来说,艺术的实践过程就是人性的抒发过程,是个体对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
深厚而连绵的文化浸润
1965年,李轶出生在云南大理。
和身边的乡间顽童不一样的地方,是李轶有令其他顽童眼热的小画书:成套的《三国演义》《水浒》,还有《金光大道》和《艳阳天》。因此,尽管他身体孱弱,打架不恶,但他仍是小伙伴心目中的“王”。因为他有一位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别的小朋友还认不全汉语拼音时,李轶便认得了一箩筐的方块字;当别的小朋友能看懂小人书时,他已可以看很厚的“字书”了。“舞文”总是和“弄墨”连在一起,让李轶投身笔墨世界的缘由竟是一点点单纯的“小虚荣”。他父亲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李轶从小就受得了家学的熏陶,练就了一身书法童子功。1980年,在大学期间,李轶遇到了书法名家赵浩如。“大学毕业后,我一直追随孙太初先生学习书法。今天想来,有人说,书法没有二十年的磨练,都不算入门,这话是有道理的。”李轶说,有很多年他对书法的痴迷到了病态的地步。“出差到名胜古迹游玩,别人看到的是满眼的桃红柳绿。除了名胜古刹中前人留下的碑刻、题匾,我什么都没看见。”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李轶的书画诠释的是人从自然中取象,以象成意,以意成作的过程。这种过程把天地大美的存在渗透到一切领域,它和年轮无关,他只是个体的理想世界与古代圣贤的跨时空对话,只是李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符号。所以他追慕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米芾,将其奉为自己草书的祖宗。他本来可以凭自幼练就的“童子功”把字写得四平八稳,但他拒绝向平庸妥协,选择标新立异。
谈到草书与受众“距离”,李轶多少显得有些无奈:“现代人有个十分不好的习惯,观摩一幅书法作品,他先要把字给认出来了才行。他不去管你的什么点、线、形质,仰着头,费尽眼力,好了,终于读懂了什么‘两个黄鹂鸣翠柳’,但接下来,‘一行白鹭上青天’,笔走龙蛇,这下晕了,这些章草不认识了,于是抓耳挠腮,不知所云,不得其法,这便阻隔了主客沟通的桥梁。”李轶说,欣赏一幅书法作品,不必非要去认字,弄清书法家写的内容是什么。而应把它当作一幅抽象的画,欣赏它里面的点线面的形质所代表的精神符号以及线条分割的黑白空间构成的美感。
天人合一 神形兼备
李轶的书画彰显文人之气,实乃“胸中有丘壑,下笔如有神”。画毫收笔之时,即是词熟诗成之刻。他的画清奇旷达,这得益于他的书法功力,书画中尤其擅长花鸟,山水画中模糊处处见新意。挥毫泼墨,淡去一幅幅历史的印象,显出俯仰间的整个人生。其构图布局简洁练达,是典型的“文人画”。李轶的画高妙之处是跳过了“意与象”“形与神”诸种对立,而进入了“目送归鸿”的敏锐把握之中。他的画更多是偏重于内心的,自我放逐的表达。
李轶曾说“书画同源”,“字要画出来,画要写出来”。如此一来,李轶就无可否认了他的书画同精了。“羁鸟归故林,此心在蓬园”。山水画中自有山水般的情趣。这里没有都市的喧嚣、没有拥挤的街道,有的是自然的静谧,林荫的大道。画随人静,李轶的山水画让人有心如止水境界,细细追寻一番,用心感受,心静则画明。
“林泉无声自清凉,扁舟一叶伴斜阳。”有时候,那画中波光粼粼的秀水,似曾梦中相似却又别样陌生;有时候,那林间的静谧,只是一直心怀憧憬但却现于眼前;有时候,那画中轻摇满曳的一叶扁舟,未及细看却已错过。对于一幅画,人人都会寄托不同的感想。正如人们对画中的每一景致都有不同的印象。然而究其本质,画家的书画艺术是镌刻不变的。
郑板桥有一句诗:“画到虚无缥缈处,已无真相有真魂。”就是指中国画写意的灵性,直逼内在精神,是一种内心的形象。大音稀声,大味淡出,淡中自有深意,淡中自有色彩。
李轶不同时期的作品,不管是绘画还是书法,那以云衬山,以树藏水的中国画的表现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不雷同。其早期的书法颇有帝王书法那种大气回环,纵横捭阖,节奏铿锵,放收合度,一泻千里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历练的增加,李轶感悟到,书之妙道在节奏,节奏之出在于速度,速度之变则蕴线条刚柔、转折、顿挫、浓淡、向背、呼应之百态。此时,李轶开始从狂草向章草过度,从注重形态到了向注神韵方向的发展。他从以山俯水、以静观动、以心观仁的人性角度出发,去追求“天人合一,神形兼备”的境界。
李轶还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继续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