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其源者少,闇于理者多

                                     —陈叔宝纵论中国古代书法史

                                                    作者    陈毅然

作为书法史论家也有他的职责,那就是“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易.系辞传(下). 第六章》) “拔狐疑之根,解纷拏之结。”(《书断.序》)古为今用,借古开今。今天,笔者将多年学习中国古代书法史论的一些文字、理论积累,拿来与书法同道分享。

一、古代书法史论家对“天、地、人”的认识

“天垂其象,地耀其文……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苯zǔn以垂其颖,山嵯峨而连冈。”(卫恒《四体书势.字势》)

“日以君道则字势圆,月以臣辅则文体缺。”(庾肩吾《书品》)

“得之自然,备其文理,象形之属,则谓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声、会意之属,则谓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题之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舒也,著也,记也。”(《书断(上).古文》)

“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文。母子相生,孳乳寖多,因名之为字。题于竹帛,则目之曰书。文也者,其道焕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城阙朝仪,人之文也。”(张怀瓘《文字论》)

我今天解读日、月、星辰是天的闪光点,是上天所垂的天象,五彩斑瓓,彰显天之大德,光照万物,是天的文彩;五岳山高,四海渊深,总之海岳高深,地之广大深厚,厚德载物,是大地最为精彩闪光的地方,如同彩缎,是大地的纹理;城楼宫阙,朝代礼仪,是人类文明的标杆,是人类的文彩。陈叔宝有诗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是对“日月星辰,天之文;五岳四渎,地之文; 城阙朝仪,人之文。”极好的注解。

二、书法达其源者少,闇于理者多

“故知达其源者少,闇于理者多……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笔阵图》)

了解书法本源的人很少,不明白书法之理的人很多。善于鉴赏的人不善于书写,善于书写的人不善于鉴赏,他们是矛盾的。

“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书议》)

书法的一些奥妙只可以用心记,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

“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书议》)

古代书法名手,只能从事自己的书法创作,不能道出自己书法创作中的道理。

“夫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固不可恃才曜识,以为率尔可知也;且知之不易,得之有难,千有余年,数人而已。”(《书断.序》)

一个书法家从幼年就开始坚守书法这一技艺,逐年积累笔墨功夫,到老年后才能有一点经验可谈,本不应该恃才显耀自己的学识,以为轻易地就可以有智慧了;且不知学而有所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得到书法的真谛者更有难处,千多年来,只有少数人罢了。

达到书法的本源,上溯书法的源头的人的确很少,闇于书法的理者很多,不明白书理的人确是多。对书法的源与理的理解,应该说:“卫夫人导其源,王逸少诸人扬其波。”他们既是一个书法流派之源,也是谙于书法之理的宗师。古代书法大师基本上有书法理论,书法名作流传于世。卫铄有书法理论《笔阵图》,王羲之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二章并序》、《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他们师徒二人,所做的书法理论,皆以“笔”命题者为多,首先看重“笔”在中国书法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学习书法的人,掌握了笔,就掌握了创造书法的主动权,如不理解此心,将是徒劳无益。况且学习书法的人心里想的与手上挥运的有一定差距,要达到“心手双畅”并非易事,“心不能授之于手,手不能受之于心,虽自己而可求,终杳茫而无获,又可怪矣。”(《书断.序》)心手调和,不是易事,要做到“达书法之源,谙书法之理”就更难了。写字如作人,要有如石之耿介。

“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张怀瓘《书断.评》)

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的人很少,有理论,尚空谈,不能努力践行的人很多,光讲实践不能说出个中原由的大有人在。

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说卦传》第二章、《书断(上)》引)

天地之道刚柔互用,阴阳互分。

“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

阳刚之美如壁立,刚劲;阴柔之美如风神,柔和。

“耀质含章,或柔或刚,有似夫哲人行藏知进知退之行也。”(《书断.序》)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

书法名作,有质地有文彩,刚柔并济,有如哲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每当书法爱好者、临摹者、鉴赏者、研究者、理论评论者、收藏者利用它的时侯,它就体现出它的独特的艺术价值,大放异彩,让欣赏、研究者们如愿以尝,赞美它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他们对它情有独钟,难以割舍。当放下它不用的时侯,被藏家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珍藏,世人罕暏其真容,被束之高阁。对国宝级的书法文物,其保护措施极其严密,其目的以延长其艺术生命力,防止被盗和损坏。书法文物代表的是国家各代文明程度和文化艺术成就的标志, 浓缩了无数的文化知识,代表了国家主流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毎遇大展,国宝级的书法文物,被武装保护押送,待遇极高,唯恐有任何疏漏和闪失。

“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易.大壮卦》)

“壮则啒吻而嶱嶫,丽则绮靡而清遒。”(欧阳询《用笔论》)

壮,阳刚也。

丽,柔美也。

“或否泰有阴阳之词,或刚柔有变通之理。”(《书断(上)》)

丑与美,怪与好,恶与善,否与泰用阴阳之词形容之,或者如刚与柔有变通之理转变之。

“纯钢如以锥画石,纯柔如以泥洗泥。”(卢携《临池诀》)

完全刚劲的书法如锥画石,硬碰硬;纯粹柔美的书法如用泥造泥塑,柔对柔。

“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沈著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艺概.书概》)

完美的书法兼有阴阳之气,阳刚与阴柔互迭。大概沉着蕴郁,属阴柔;奇拔豪达,属阳刚。

阳刚之美的书法线条如用锥画石,刚性度劲挺;阴柔之美的书法线条如用泥和泥,柔性度似水。阳刚与柔美,是艺术美永恒的主题,是创作者与欣赏者对美无穷无尽的追求,也就是艺无止境的无尽的源泉与动力,是任何艺术家终其一生都不能摆脱的,终生的追求。艺术之美,也是一个艺术家终生都不能穷尽的。

四、书法家若能变通,才有出息

“程邈所以能变书体,为之旧也;张芝所以能善书工,学之积也。既旧既积,方可以肆其谈。”(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程邈之所以要改变书体,是因为篆书的陈旧;张芝之所以能擅长草书并且精妙,是因为他专攻草法长期勤学积累的缘故。有了改变陈旧的推陈出新的书法家,有了积累丰富创造力旺盛的书法家,才可以大胆地去谈书法的创作实践经验,才有更好的书法理论的诞生,才有评论书法用词更准确的书法评论家。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书议》)

“子敬年十五六时,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书估》)

“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书断(上).行书》)

张怀瓘在《书议》、《书诂》、《书断》中对王子敬劝父改章草之体。是因为章草不能宏逸,不能充分发挥书法艺术家的艺术才能,贯注其艺术精神,与其它各书体相异,于章草极尽艺术变化之理,极草法放纵的极致是有限的,不能尽情发挥艺术家的才情,受章草字体的局限,不如在草书和行书之间,就以往的法则来一次特殊变化,父亲宜改体。

 “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唐释.亚栖《论书》)

书法没有自己的风格,执着他人书风,即使入石三分,十分相似,终究不是自己的书法体格,只能是创立书体之人的奴隶,也就是书法之奴隶,没有主动权,最终受别人牵制,没有多大出息。书奴,这是作为一个书法家不应该做的,也是任何一个书法家必须切忌的。

五、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是古代书法美的最高境界

“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书品》)

“孔门一贯之学,竟以参鲁得之。”(项穆《书法雅言.资学》)

庾肩吾评张芝伯英有道、锺繇元常、王羲之逸少右军的书法“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如果孔门设有书法专业的话那么张芝、锺繇、王羲之三人自然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了。

孔子弟子三千,最终成贤者也只有七十二人。项穆论古人书法,以《资学》篇章论取得书法成就者的资质与学习的勤奋程度。项穆说:“书之法则,点画攸同;形之楮墨,性情各异。”“资不可少,学乃居先。”

孙过庭说:“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书谱》,《书法雅言.资学》、《书学捷要》引)

“万川会海,成功则一。”(项穆《书法雅言.资学》)

古代学习书法者比比皆是,若以“中和之美”这一艺术标准,评论古代书法家的书法成就的话,达到这一标准者,稀若星辰,屈指可数。

《书断》、《续书断》曾评论以下书法家的书法:

张芝的字,天纵颖异,率意超旷,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精熟神妙,劲骨丰肌,冠绝古今。

锺繇的字,刚柔兼备,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幽深无际,古雅有馀。

王羲之的字,浓纤折衷,如诗之《雅》、《颂》各得其所,有中和之美。

虞世南的字,得王献之之宏规,含五方之正色,姿荣秀出,智勇双全,如秀岭危峰,处处间起,内含刚柔,如君子怀才于身,该显露才能时就即时使用。

褚遂良的字,少年时专攻虞世南,长成人后则取法王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台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以增华绰约论,欧阳询、虞世南都不如他。

蔡襄的字,少年时致力于刚劲,晚年归于淳淡婉美。如周南后妃,容貌与品德同时兼备。诗云:“抑抑威仪,维德之隅。”(《诗.大雅.抑》)可以比况他的书法。

古代书法史论家对书法的最高评价,是以儒家中和的思想作为最高评论标准的。得之这一评价的书法家,如张芝、锺繇、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褚遂良、蔡襄,这些书法家完全符合这一评价标准。但是,具备中和之美的书法,不能随便评判给另外的书法家了。

六、灵感时常伴随着书法大家

书法家创新的灵感,于偶然观察一种表现的工用之中,便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想象,灵感于瞬间产生,便创造了神妙奇巧的艺术。如蔡邕见役人以垩﹙涂饰﹚帚成字,创飞白书法;王献之传递蔡中郎之所观,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大字。书法大师们无不心灵自悟,偶然发之。艺术创造,长期积累,偶然成之。汉灵帝熹平年,修饰鸿都门,蔡邕“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书断(上).飞白》) “中郎见刷墙垩痕而作飞白,以垩帚锋平,刷痕满足,因悟书势,此意可推矣。”(《艺舟双楫.述书(中)》)

“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虞龢《论书表》)

王献之是王羲之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七,故称七郎。

历代书法巨匠们、宗师们、大师们的书法,使人“望之惟逸,发之惟静”。(《记白云先生书诀》)千百年来,令人悠悠神往,让骑骡的书法后生们,保持一定的时速,不断进取,意欲赶上他们,“駸駸恒欲度骅骝前”,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青春,甚至于生命。

七、龙图出河,龟书出洛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传(下).第二章》)

传说伏羲时代,有龙马负图出于黄河,有蓍龟龟背如星点出于雒水,伏羲推演之以成八卦。

张怀瓘在《书断(上)》疑惑伏羲氏造书契之说。

 孔安国说:“伏羲造书契代结绳。”张怀瓘认为孔安国的说法错误,认为人类到了伏羲氏出现的时代,伏羲的功绩是始定人道。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传(下).第二章》)

这句话如太阳一照,众星隐没了。

“夫至德之道,化其性于未然之前;结绳之教,惩其罪于已然之后。”(《书断上.古文》)

堪称最有德的道,是化育其个性于未萌发之前;结绳而治的教化功绩,惩戒人的罪恶于已经出现明白之后。说上古往昔是指伏羲氏、神农氏时代,说后世圣人是指黄帝、尧、舜时代。

 “则知伏羲自重八卦,不造书契,焕乎可明,不至疑惑也。”(《书断(上)》)

伏羲画卦,两卦相重叠,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不造书契,已经是让人很明白不过的了,不至于疑惑了。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系辞传(上). 第十一章》)

孔安国说:“河图八卦,是洛之九畴。”(《书断(上)》引)

马融、王肃、姚信等人都说:得河图而作《易》。《礼.含文嘉》说:伏羲则龟书乃作八卦。张怀瓘对此说法提出批评,他说:

“并乘流而逝,不讨其源,滋误后生,深可叹息。”(《书断(上)》引)

“悠悠万载,是非互起,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人虚构,百人传实。”(《书断(上)》)

都随波而漂流,不探讨源头,遗误后生,令人叹息。对于传闻,传说,好比一只狗叫,是看到有形影才叫,百只狗叫是听到第一只狗叫才大伙跟随着叫,并没看到任何形影,只是起哄,乱叫,一人虚构,百人就以讹传讹。

天老说:“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河图挺佐辅》)

去圣人的时代久远了,百家众说纷纭,从古至今都不能统于一说,正史之书不经过孔子笔削就不能全部认可,更何况诸儒臆说呢?

 “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今或云法龙图而作卦,或云则龟书而画之,假欲遵之,何者为是?”(《书断(上)》)

龙图出于黄河,龟书出于洛水,至今有的人说法龙图而作八卦,有的人说法龟书而画卦象,假使遵从他们的说法,谁的说法正确?

“则伏羲何功于《易》也。”(《书断(上)》)

那么伏羲氏对于《易》之八八六十四卦又有什么功绩呢。

“又夫子不言因图而画卦,自黄帝、尧、舜及周公摄政时,皆得图书,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川吐地符,是知有圣人膺运,则河洛出图书,何必八卦九畴(洪范九畴)? 九畴者天始锡禹,而黄帝已获洛书。《易》曰‘蓍龟神物,圣人则之。’然伏羲岂则蓍龟而作《易》?言圣人者,通谓后世,《易》经三古,不独指伏羲也。夫蓍龟者,或悔吝有忧虞之象,或得失有吉凶之征,……若河图洛书者,或天地彝伦之法,或帝王兴亡之数,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圣人则之在而矣。”(《书断(上)》)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尚书.洪范》)

鲧被流放而死,禹乃继承他的事业而兴旺,天乃赐给禹九种大法,治人伦之道由此而定。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易.系辞传(上). 第十一章》)

神物,神奇的蓍草和神异的灵龟,即蓍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易系辞传(上).第二章》)

孔子都没有说明是因黄河出龙图才画八卦,从黄帝、尧、舜以及周公摄政相成王时,都有图书出现,黄河通天出天图,洛水流川出地符。

是知有圣人应运,则黄河洛水出图书,何必八卦九畴? 九畴是上天始赐给大禹的,而黄帝已获洛书。《易》说:“蓍草灵龟是神物,圣人依靠仿效他们。”然而伏羲难道效法蓍草灵龟而作《易》?古人说的圣人,通通说的是后世,《易》经过上、中、下三古,不单独指伏羲。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孔安国疏:“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处见也。”

 世道将兴,自然暗暗与玄道相应, 前世的圣人与后世的圣人,合乎法度同于规律,虽千万年,至理也在此会归,是知天之妙道,施于万类都是一样的,细缕而分之则如彼,总而言之其若此。

“龙图出河”,北宋据此典建了龙图阁。宋太宗去世后,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奉太宗御制笔墨翰札、典籍、图书、宝瑞之物, 以及太宗平生所好法书名画,碑帖石刻。龙图阁‚在会庆殿西偏北连禁中‚殿阁东名资政殿‚西曰述古殿。

龙图阁,置总阁学士、直学士、直龙图阁学士、直阁待制‚资重者授学士、直学士,总阁学士罕有除授。北宋书法“四大家”之蔡襄、苏轼曾任龙图阁直学士。

八、中国书法艺术之真谛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法则)。”(《老子.二十八章》)

“分白赋黑,棊布星列。”(成公绥《隶书体》)

“分间布白,上下齐平。”(王羲之《笔势论.视形章第三》)

“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萧衍《答陶隐居论书》)

“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笪重光《书筏》)

“怀宁邓石如完白,曰:‘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艺舟双楫.述书上》)

“完白山人(邓石如)计白当黑之论,熟观魏碑自见,无不极茂密者。若《杨翚》、《张猛龙》,尤其显然。即《石门铭》、《郑文公》、《朱君山》之奇逸,亦无不然。乃知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通风,真善言魏碑者。”(《广艺舟双楫.卷四.馀论第十九》)

“分行布白,纵横合乎阡陌之经;引笔著墨,浓淡灿乎珠玉之彩。”(《广艺舟双楫.卷六.干禄第二十六》)

“知白则通甚矣,守黑则密甚矣。”(《广艺舟双楫.卷六.干禄第二十六》)

虚处白,实处黑。

中国书法艺术的真谛。从黑白论到具体的分白赋黑,再到分行间下墨,注重行气与单字之间的气韵生动。具体而微的疏密处理,计划白处中如黑处,黑处中如白处,白即是黑,黑即是白,艺术欲高于常人一筹,黑白当恰到好处,即是要创造黑白得当的艺术之境。境况天真,造境自然和谐,笔墨功夫了得,必入上乘之境界。

九、简述各种书体

中国古代任何一种书体的出现都是与一伟大的杰出人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古文之祖苍颉,大篆之祖、籀文之祖史籀,小篆之祖李斯,八分之祖王次仲,隶书之祖程邈,章草之祖史游,飞白之祖蔡邕,行书之祖刘德升,草书之祖张伯英。

1、古文,黄帝史苍颉所造。苍颉“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科斗者即古文之别名也。”(《书断(上).古文》)

卫恒作《古文赞》以美之。

书契,属古文字范畴。古文字、甲骨文、蝌蚪文、鸟虫书、蚊脚书、大篆、籀文、属篆书系统。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传(下).第二章》)

上古没有文字,为了记事在绳子上打结,小事小结,大事大结,后世圣人发明了书契,就可以用文字记事了。

“故大道衰而有书,利害萌而有契。书契者,决断万事也。”(《书断(上).古文》)

人类从人人平等的社会到有剥削制度的社会出现,大道衰就文书,利害萌生就有契约。文书契约,是决断万事的记录。

“凡文书相约束,皆曰契。契亦誓也,诸侯约信曰誓。”(《书断(上).古文》)

“王叔氏不能举其契。”(《春秋传》)

“是知契者书其信誓之言,而盟之滥觞,君臣之大约也。亦谓刻木剖而分之,君执其左,臣执其右,即昔之铜虎、竹使,今之铜鱼,并契之遗象也。”(《书断(上).古文》)

契是书写有信言誓词的文字,是盟誓、盟约的滥觞,君臣之间最大的信约。也就是说刻于木而从中剖开分成两半,国君拿左边一半,臣子拿右边一半,比如唐代以前之铜虎、竹使,唐代之铜鱼,都是契之遗物。

“且戎狄异音各貌,会于文字,其指不殊,禽兽之情,悉应若是,观其趣向,不远于人,其有知方来辨音节,非智能而及,复何所学哉?”(《书断(上).草书》)

何况少数民族语言相貌各异,会集于文字,其指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禽兽的情况,全部应该如此,观察他们的志趣取向,与人类不远,他们知道辨别声音节奏,不是智慧能力可及,又为什么要有所学呢?

商代遗存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文字,夏代及夏代以前有没有文字,待考。今天看来,张怀瓘《书断》上说的古文,是专指人类所共同尊敬的造字皇帝苍颉所造的字,也不应该包括商代的甲骨文,但甲骨卜辞应归属篆书系统。

2、大篆,籀文,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

“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书断(上).大篆》)

篆书,传达,传达其物体的理性,施用之不尽。

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颂)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李斯小篆兼采其意。”(《书断(上).籀文》)

《石鼓文》就是用大篆书写的。

蔡邕著有《篆势》以赞美之。

“陈仓石鼓又以讹,大小二篆生八分。”(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岐山之周原存世的石鼓文字,也称大篆或籀文,为纪念周宣王田猎而作。唐代韩愈以较长的篇幅作《石鼓歌》,对石鼓文吟咏,其中有“宣王奋起挥天戈, 凿石作鼓隳嵯峨,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年深岂免有缺画,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

从九句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石鼓文到了唐代,韩愈看的是用纸搨的本子,凿石作鼓,义密难晓,字体不像隶书、蝌蚪文(篆书),年代久远有缺画,石鼓文的书法之,似“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鸾翔凤翥,笔姿优美,众仙下凡,体态轻盈高洁,缓步在风烟之上;珊瑚与玉树交枝,阿娜多姿,美不胜收。

“精于篆者能竖,精于隶者能画,精于草者能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吴昌硕以临《石鼓文》自成一家,“强抱篆隶作狂草”。吴昌硕以篆隶笔意入狂草,他以篆隶笔意入书法,有狂草意蕴,也有以篆隶笔意入画。

3、小篆,以区别于大篆、籀文,秦有小篆之名,秦丞相李斯作,“其铭题钟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书断(上).小篆》)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刻石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蔡邕作《小篆赞》以美之。李嗣真赞李斯小篆书法之美,“犹夫千钧强弩,万石洪钟。”“秦相刻铭,烂若舒锦。”(《书后品》) 张怀瓘说: “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书断(上).小篆》)

4、八分书,传秦羽人(仙人)王次仲所作也。东汉标准的隶书。又名“章程书、楷隶”。“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书断(上).八分》)八分书的字形已减小篆之半,张怀瓘说:“八分已减小篆之半。”(《书断(上).八分》)今存世如《孔宙碑》、《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衡方碑》。

“龙腾虎踞兮,势非一;交戟横戈兮,气雄逸。”(《书断(上).八分》)

“雄逸气象,是为天纵。”(蔡希综《法书论》)

八分书之美者,书风如龙腾虎踞,笔势非同一般;交戟横戈,气势雄强而有逸致。雄逸气象,如天然纵放自如。

 “《夏承碑》有四分之篆,《天发神谶碑》有五分之篆,即所谓八分书是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广艺舟双楫. 卷二.说分第六》引)

5、隶书,又名佐书。秦程邈所作。蔡邕作《隶书势》以褒美之。

“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书断(上).隶书》)

 “隶又减八分之半。”(《书断(上).八分》)

“虫篆既繁,草藳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成公绥《隶书体》、《书断(上) .隶书》引)

隶书之名,是因秦代徒隶成书,才叫隶书,“秦造隶书以赴急速,惟官司(官方公文用书)刑狱(刑法公文用书)用之,馀尚用篆焉。”(《书断(上).隶书》)秦时的隶书,为辅助性的书体,或叫佐书。隶书的体形(笔画)减省了八分书的一半。篆书过于繁芜,草书过于变化,适合中道的,没有比隶书更好的了。

6、章草,起于汉代。汉黄门令史游作。崔瑗有《草书势》以美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章草即隶书之捷。”(《书断(上).章草》)“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连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书断(上).章草》)

“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崔瑗《草势》(《草书势》)、《书断(上).章草》引)

章草,出现于汉代。大概因用于奏章,后世才称之章草。章草与隶书相比较,简捷了。章草保存了隶字的梗概,减省了写隶书的规则,放纵奔逸,实用于应急文书,因草创之意,称之草书。章草之美,状如连珠,欲断还连,含怒蕴郁,放逸生奇。

7、行书,后汉刘德升作。王珉作《行书状》以美之。也叫行狎书。“正书之小譌。”即在楷书的基础上稍加以变化而成。王愔说:“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书断(上).行书》引)

行书书法创作的最高水平,晋代以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为其代表。

“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书断(上).行书》)

行书书法的艺术成就,若以逸气纵横来论之,那么王羲之不如王献之;若以琼裾端庄礼乐法制完美论之,那么王献之不能继承王羲之。

8、飞白书,后汉左中郎将蔡邕作。刘彦祖有《飞白赞》以美之。

9、草书,又名今草。后汉张芝造。索靖有《草书状》以美之。

“草亦章草之捷也。”(《书断(上).章草》)

 “是知锺、张得之于未萌之前,二王见之于已然之后。”(《书断.评》)

是知锺繇、张芝得书法于未萌芽未成熟之前,王羲之、王献之显耀书法于书体已发展成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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