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有秀兮菊有芳
——我观马澜其人其书
张俊奎
中国传统文化有“以艺载道”和“进技入道”的说法。对于这个“道”，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伦理之道或政教之道，亦不可等视为深邃玄奥的老子之道。在更多情况下，它是指人的性灵性情或说是生命自性在艺术中的体现与传达。中国艺术强调，一切的艺术形式都必须超越“技”而进入对“道”的把握。技只是一种媒介、一种手段，它仅仅是达道的工具。艺术必须有内在的涵蕴，必须有特殊的寄托，必须栖息着人的心灵。对人的性灵性情的传达，是中国艺术的根本所在。因此，载道品质的高下多寡，便成为衡量艺术的一条重要标准。
马澜是一位慧根自具、才德兼备的书法家，因沐家风之醇，自幼便依仁游艺，醉心魏晋。于习书方面，她最先入手的是碑碣摩崖。魏碑，尤其是北魏之碑，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不容置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岩，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何其工也？譬江汉游女之风诗，汉魏儿童之谣谚，自能蕴蓄古雅……”进而他又总结说：“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取师取法，对于任何一个从艺者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马澜生长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大草原，其天赋禀性似乎与魏碑有着天然的相契与相通，所以一旦潜入其中，便如鱼得水，鱼因水生，水因鱼活，各尽其性，自由自在。不出数年，马澜已然形成了其浑厚朴质，疏旷放达的早期书风，其作品一经展出，便获得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她也因此被吸收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而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
有多大的成功，就有多大的磨难。我知道马澜初期的人生际遇及艺术生涯颇不平凡，可谓迭宕起伏，甚或带着些许的悲怆与传奇色彩……其实，这也正是所有成功者在由“茧”化“蝶”过程中所均必须经历过的困顿与阵痛。
前些日子，我收到马澜寄来的一本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她的书法作品集，翻读着这些溢洋着墨香的作品，我很是吃惊：马澜又一次完成了一个华丽转身！书中数幅行书行草如《中庸句》、《杜甫诗》、《元好问诗》、《陆游诗》、《咏荷诗》及《黄山谷题跋卷》，书写的婉转流畅，气机荡漾，若天际之行云，如春涧之流水；还有几幅隶书对联也是拙朴雅正，温婉冲和，格调超然，古意盎然。
我常称马澜是一位才女，而且是一位“60”后才女，如此称谓自然有我的道理。较其同性同类，她没有其前的淡漠与保守，更无其后的飞扬与浮燥。马澜的才情在书法上的表现是：早期先由碑入手，以立其骨，以壮其体，后期又精研魏晋书帖，以丰其肉，以蓄其气，最后则是碑帖互渗互化，笔意双用双遣，并最终形成她今天这种骨格朗秀，婉转流通，气清韵厚，顾盼生姿的书法风貌。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对从艺者品格的重视。这一思想对艺术的浸染，将艺术作为人的品格的外在显现，并最终发展成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人的道德追求、人格完善的工具，被当作人的品格的符号。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中国文化史里真是不胜枚举。简而言之，其根本观点是：只有一流的人品，才有一流的艺术。
我和马澜是国家画院曾来德工作室的同学，她是书法高研班的，我是画家书法班的，我们都是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马澜给人的印象极好，常常是面带浅笑，又和气大方，淡定文雅。且谈吐温恭，时有真言，文笔畅达，常流异彩。在后来进一步地交流与交往中，我发现马澜不仅在书艺上卓有业绩，而且其于中国古乐、诗词文赋、佛家道教及西方哲学等方面亦颇有真知灼见，尤其其对禅宗的研习与体悟上，可谓慧根独具，慧心独出。或信手捻来，皆有机锋，或启齿道来，悉有妙理，使人闻后不觉通体起清凉，满心生欢喜……因此，我譬之为春风春雨，目之为幽谷之兰，南山之菊。
书学，心学也；禅学，亦心学也。马澜的书法艺术能有今天的这番风骨风貌，以其灵府清虚且心存高远矣！
迷者我渡，悟者自渡。
每个艺术家的艺术之路是各不相同的，而所有艺术家的成功之路则是相同的，除了炼就一身过硬的“内功”之外，更需炼就一心磅礴的“外功”——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庚寅秋于历下茂陵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