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佛：书法与佛教

书法与佛理颇有相通之处，正是这种相通才导致现实层面上的书佛交往，书家好佛，佛家好书，书佛因此有了密切的关系，中国书法中也因此融进了佛教的因素和血液。书法大师弘一法师用一生的成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但这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实例而已。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以“一斗百篇逸兴豪，到处山水皆故宅”的豪情逸趣，浪迹天下，为名山大川写下大量不朽佳作。李白的诗因得灵于名山大川，显得博大瑰奇。壮丽的河山亦因李白的诗而更加绚丽多彩。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飘游四方，但他热爱祖国山水，见到名山大川就兴高歌咏。他深得长江之壮美，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钟爱西湖之秀丽，写下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绝世佳作。苏东坡不仅热爱山水，在他做地方官时，还带领百姓先后疏浚建设过三个西湖，把水利工程与风景建设结合起来。今天杭州西湖的苏堤和广东惠阳西湖的苏公堤便是当年的杰作。
   佛教的清淡空灵、宁静超脱精神给书法艺术注入了充满生机和活泼的内涵。书法是依靠一笔一划，在有意无意之间，表现艺术这内心秩序，创造独特意味的艺术。我们领略书法在佛教表现的方方面面，观摩那些出自书法家及无名氏工匠之手的作品，书室风格迥然不同，字体拙厚，结构变化各异，充分显示一种佛学不拘外在形式，不执着而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怀素的“飞动狂奔”，贯休的“奇俊超越”，文梵的“冷影清奇”，王栖的“恢诡怪异”，智永的“深沉稳重”，弘一的“圆润疏淡”，以及欧阳询的道劲，柳公权的清健，颜真卿的庄严，苏轼的豪放，黄庭坚的素丽，米南宫的飘逸，赵子昂的秀美，朱奇的超然，石清的苍茫……所有这一切绚丽多采的书法大家之风，并存于佛教艺术圣坛之中，究其根本，正是由于佛教的博大精深与不凡气宇。
   佛教认为心即是佛，佛即是心，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切外相色彩包括书法艺术，不外是心灵的产物，是虚无不实，没有自性的，这样便进入一种物我一体自由自在的境地。无拘无束，对一切差异和变化不执着。所以唐楷的森严，能接受醉素狂草，佛门的宽容，只是以一意贯之，无可无不可，一任其自由自在，自然于此便能进入艺术的最高境界，超越自我。佛教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是靠佛教经典，因此弘扬佛法，离不开写经与抄经。最早的写本佛经，多数是由佛教徒和在家居士发愿写的，主要发自一种宗教的虔诚，一则是因为以书写佛典，流传于世，具有极大的功德，这是一件自利利他的事。再则是因为佛教要求佛徒通“五明”(内明，指精通佛典。医方明，指精通医术。因明，指精通逻辑。声明，指精通语言。工巧明，指精通书画音乐算术等种种技术)所以历代僧人中不乏杰出的书法家。
   除写经和抄经外，佛教还大量地刻经。也许是因为纸帛易于损坏，不便长久保存，所以佛教徒才以佛经刻石。还有一个较深层的原因，历史上北魏和北周的两次灭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更激起佛人思想的逆反心理，遂发愿石刻佛经。石刻佛经，这部被称为世界文化史上最罕见的壮举，不仅在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着自唐迄今不同风格的书法变迁史，也是对后世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提了个醒，凡事不可以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要顺应自然、博钠广言，海纳百川，不可以政治手腕来解决文化、思想、佛教的问题。只有引导和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春风浩荡、八面来风。佛教和书法刻石就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书法史和中国佛教史的密切联系，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历来被书法家、佛教学家、政治家一遍又一遍的翻阅，演绎了壮美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