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崐及其书法----罗一华

 

刘崐,本名刘琨,字玉昆,号韫斋,因嘉庆仁宗帝顒琰的名从王,为示避讳,改名刘崐。于嘉庆九年(1804)生于云南景东县曼等乡洼子村,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科进士,光绪十二年(1886)卒于湖南长沙。

进士出生的刘崐,历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国史馆副总裁、经筵讲官,曾是太子(同治帝)侍读、太子登基后,民间有“天子门生,门生天子”之美誉。他在翰林院供职五年间,从钦任湖南丙午科会试总裁至1861年任兵部、工部右侍郎及礼部、户部侍郎、连连升迁。咸丰十一年(1861年)宫内暴发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反对两宫太后的政治斗争,结果以载垣等被杀或被迫自杀而告失败。刘崐被列为肃顺党羽受牵连,于同年十月由户部侍郎罢官,同治元年(1862),问题澄清后,慈禧太后特旨起用,先后任实录官部篡、鸿胪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大考翰檐阅卷官、内阁学士兼署应天府尹、湖北巡抚。同治六年(1867)四月任湖南巡抚直至同治十三年九月邀准辞官告老,定居长沙。

刘崐从榜中进士授职翰林院到辞官湖南巡抚,从政三十三年,生性耿介,不善交际应酬,不徇私情、知人善任、不惑浮言,曾为国家选拔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品学兼优的人才,是当时公认的“知人”、“识士”。他重视教育,在湖南任职期间,曾重修岳麓书院,并撰文勒石:“然湖南兵可用,而才之可济者其人才为之也。岳麓书院,人才之所从出之地,竟听其荒芜而废坠焉。所惜者小,而所失者大。”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他工书能文,尤以书法称著,无论大小行楷均圆润入体,百看不厌。

刘崐的文章风格,一如其为人,以严谨稳安见长,擅长联对,遗有《通天地人为儒赋》、《学然后知不足赋》和弟子辑成的八卷《刘中丞奏稿》。在湖南期间,极力搜求钱南园作品,编有《钱南园先生遗集》,书碑《重修岳麓书院记》一通。

由于刘崐大半生做官在外,乡人受其恩泽不多,倒是他的书法在本地被视为珍宝,流传出许多佳话。从省史方志等资料看,对刘崐书法评价不外乎“书法劲厚,得鲁公意,时人以比钱南园”。赞誉虽实,却语焉不详。

鲁公,指唐书法革新家颜真卿,与柳公权并称“颜柳”,因封鲁郡公而有“颜鲁公”、“鲁公”之称。鲁公书法无论楷行都有很高的造诣,尤其是《祭侄文稿》与王羲之《兰亭序》并称,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他的楷书作作品,无论碑帖,一书一面貌,内涵丰富,为后世学颜书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创作因素。鲁公楷书,笔画方圆兼备、厚实内敛,结构一反中宫收紧外宫开张的传统,变而为外紧内松的外拓法,字大撑格,给人壮健宽博、安如磐石的观感;鲁公行书,纵情恣性,大气磅礴,更见雄强忠烈,观其行书,一代忠臣良将形象如立纸面。刘崐究竟得鲁公什么“意”?为什么“时人以比钱南园”?

刘崐生于清代云南,当时云南的书学与中原有些不同。从清初的书法趋势来看,中原书坛受明代赵孟頫、董其昌的影响很大。以帝王的个人好恶为转移,康熙尚董、乾隆尚赵,上行下效,一时流成风气。云南书坛当时之所以有别于中原,主要受钱南园的影响。钱南园一凭他刚正的政声,更因为他“崛起南疆,独入鲁公堂奥”、“能阳刚学鲁公,千古一人而已”(曾农髯、李瑞清跋语)的书法魅力对当时云南书坛可谓影响深远,清代云南书法宗法南园上溯鲁公者颇多,刘崐就是其中之一。

刘崐工书,刘崐通过钱南园学颜鲁公书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由于他榜中进士直至辞官的三十几年多在京城、湖南长沙,因此,刘崐书法省内流传的不多,家乡景东也是传说多于真迹,仅就所见,略述如下:

(一)刘崐墨迹《颜鲁公送斐将军诗》

书法,所见者楹联、条屏居多。《云南碑刻与书法》所选载的《颜鲁公斐将军诗》为三条屏行书墨迹,是刘崐为一个被他称为“心可贤弟大人“书的作品。创作年代、长宽均不详,每屏纵四行。第一条屏以颜鲁公的书法作品《斐将军诗》为赏品对象,引用唐代孙过庭《书谱》名句,把颜书《斐将军诗》、《瀛洲帖》、《寒食帖》三者互比,得出《斐将军诗》“书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风亦可见矣”的结语。如果没有对颜真卿书法进行过长期的探究与精研,没有对颜真卿的人品有透彻的了解,肯定作不出这样的评价。

第二第三条屏所出内容,虽同为论书,但品评对象已不是颜书《斐将军诗》。尽管如此,通篇看来,浑为一体,笔墨厚重、虚实相间,确实有鲁公宽博厚重之意。特别是点、捺、弯钩等笔画,得鲁公真传。与鲁公的很多行书相比,刘行书更接近鲁公的《祭伯父文稿》,只是刘的结体稍见狭长,行笔又更见稳重、既有《祭伯父文稿》的行气、又有颜书的朴拙韵味。(见照片1)

与刘行书墨迹《颜鲁公裴将军诗》书风最为接近的另一件来自湖南长沙的书作,也是条屏,书写内容非诗非联,也与前作相类:前者论书,后者抄录石林诗话,共两条屏,署“滇南刘”下款,无印。两条屏内容有尾无头,从传统书法样式上看,条屏至少应有三条屏。因此,这应是一件不完整的藏品,与墨迹相比,这件作品虽为木刻板,但刻工精良,笔画行气全不失刘书法面目。两相比较,无论笔画、结体甚至用墨的轻重,都不难肯定是刘同一时期的作品。从行笔上看,墨迹持重,木刻行笔略快,前者见厚,后者见力。

 

(二)祥云文物所藏刘书法条屏

该作设色纸本,绫裱,孙太初先生鉴定为刘真迹,现藏于祥云文物管理所。

该墨迹单屏通三纵行,无创作年代,落“工青三世兄正,弟刘”款,款末有一朱一白两方印章,一为“辛丑翰林”,一为“臣刘印”。在刘的书作中,用印作品不多见,在历代书作中,将自己中榜授职年代刻成印铃在作品上也极为罕见,诂计不是刘本意,也不出自刘之手。再者,既为同辈(三世兄)作书,铃“臣刘琨印”也与常理相悖。可能是作品的持有者或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被人补印以增色。正文两行有余,文为“神十三行隽逸骀宕秀色可餐似道所藏至赵文敏得之陈灏集为正书第一”从内容上看,这同样是一件以书评为内容的书作,从有尾无头的文字内容推断,这件书作是三条屏或四条屏中的最后一条屏。它以东晋王羲之之子王献之小楷《洛神赋》(即“玉版十三行”)为品赏对象,交待了“十三行”的流传过程并肯定其在书史上的地位,文字内容是否出自刘,不得而知。

 

从书法的角度看,该墨迹如果不看落款,那就很难想象出自刘之手,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信息可知,作品中鲁公的书味很少,更多的倒是清康乾时代的书风,即赵董书韵。那么该书作是不是刘在京期间被流风所染时的作品呢?抑或是刘未入鲁公堂奥之前的早年习作呢?甚而至于是刘书法伪作呢?难说!(照片3)

(三)景福勐片刘书对联木刻板

作为刘故里,景东境内流传着很多刘及其书法的传说,可惜很少有真迹流传。仅见景福勐片木刻对联一件。(照片4)

景福勐平刘木刻对联,长156cm ,宽26 cm 。创作年代不详,联语为“对月三人李供奉,纵情八极宗少文”。这是一副嵌字七言对,史书所载刘“工书善文,擅长联对。”单看此联也可见一斑。

与刘的其它书作不同的是,对联中除“纵情”、“极”、“宗”、“文”、“对月”,有较明显的鲁公书法意味外,更多的是从颜书中化出的刘面目,颜书的宽博雄强与厚重,表现在刘书法中,却成了富有蕴藉的书卷气。变颜书的刚烈为儒雅,一任天然。《滇绎》所谓刘崐 “工书劲厚,得鲁公意,时人以比钱南园”。从该件作品看,刘与钱南园同以鲁公为师法对象,虽同出一门,却各有千秋:钱南园得鲁公骨,结体宽博、朴拙更甚鲁公,力外露,无论楷行书体,更具鲁公面目。刘学鲁得其神韵,行书更见温润,学颜而能自出机杼。虽然该对联不署创作年款,但从作品的成熟程度看,可能是刘63岁后落籍长沙时的作品。除此,丽江博物馆藏有刘另一副对联墨迹:“得山水乐寄怀抱,于古今文观异同”。无缘得见真迹,但从照片上看,该联与前联相比,字体行中偏楷,看似字字独立,气脉却贯通始终,结体与颜书相比中宫稍紧,厚重而不失文质彬彬。联语表明了作者刘寄情山水、避世读书的生活态度,从容书来,字之形与联之质浑为一体,应该是是刘的写心之作。

 

两联相比,“纵情”一联,字体楷、行、草相杂,节奏多变,行笔缓急无定,结体开张外展;“得山水”一联除联首“得”、“于”两字用行草书外,几为楷书,节奏平稳。从这两联看,刘取法鲁公,自有他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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