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残碑砖文
周温岷
二十多年前，在四川省犍为县清溪中学的校门外，到处都是坟茔，大部分坟前竖立着一块墓碑，上面用非常工整的字体写着大
明某某年，大清某某年，故显考，故显妣之类的文字。墓碑中以反映老家是江西赣州府的居多。每当我从这里路过，总会不自觉地
停下来，尽情地欣赏着碑文。
十年后，我阴差阳错回到清溪。重游故地，骑着自行车，想重新看看那些墓碑，可不知它们躲到哪里去了，替代它们的是一片
片庄稼和一些新立的民房……
后来，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一些碑帖书籍，一看才知道当初看到的那些碑文，原来是具有唐朝风格的楷书（欣慰当时的那份缺憾
轻易的得到了补偿），但那些汉魏碑帖，在清溪没有见到过。趁着兴趣我考察了位居四川第一的犍为文庙的“万仞宫墙”和附近的
节孝总坊，还请教过当地一些关心收集整理地方志的先生们。我发现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时期的唐朝，它对它本身的那个时代
和以后的各个朝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和深远的，这自然包括它的法度森严的书法。在中国书法的四位楷书大家中，唐朝就占了三
个，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我认为清溪碑刻的唐朝书风应是清溪的老家江西的前辈们传下来的，关于这一点，还可通过当地遗
留的不少江西瓷器得到佐证。
可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使我不得不改变上述看法。几年前，我的一位教书的朋友，住在清溪的南华宫，我常到他那里玩
，一天下午，我无意发现褐色的古墙上有不少砖文，夕阳的余辉照在上面，有一种令人玩味叫绝的古朴美，仔细辩读砖文，全是某
某捐砖多少的记载，说明当时修建南华宫的用砖是从民间捐集来的。
以后，我去南华宫更勤了—那些砖文深深地吸引着我，它们反映的不是唐朝的那些法度森严，似乎千人一面，死气沉沉的书风
，而是北魏时期的耐人玩味的超逸，洒脱，雄强的风格。看着它们，我想到了省书协註席何应辉写的在乐山、五通桥等地发现的大
量汉墓石刻文字的研究文章。数年后，新建乐（山）宜（宾）高速公路在犍为段（火电厂附近）发现的距今八百余年宋朝古墓中刻
在石头上的文字——它们的风格与中原河南洛阳的龙门造像的魏碑体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古拙、质朴、遒劲，我甚至怀疑最
早的犍为人是来自中原一带了。
稍有书法常识的人都知道，唐代以前的书法，大致可以划为晋人书法的范围。“晋人尚韵”，可见晋人是很关心并且讲究表现
书法韵味的。南华宫的砖文反映的正是晋风。这也许是清溪书法的正宗。后来，我干脆把砖文拓了下来。
翻开中国地图，江西的地理位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很深的湖北、湖南和浙江（楚越文化）之中。楚越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湖北以西是四川（巴蜀）文化，母亲河长江横贯在川、渝、鄂、湘、赣、苏、浙、沪之间，如同一条巨大的白练，
把沿江各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拴在一起，在促进各省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相互提高
，谱写出一曲曲中华民族的文明绝唱。唐朝的一系列建国安邦的举措，自然不会缺少振兴文化艺术的内容。不管是写唐诗也好，传
播文化也罢，书法自然成为那个时代使用频率最多，也是最活跃的形式。
清溪地处川南，“镇在当时名‘惩非’，是因该地地接‘蛮夷’，蛮夷非我族类，故当惩之”（自唐长寿《嘉眉稽古录》）。
与江西相比，清溪就显得偏僻多了。但它不是没有它的地理优势，它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是通往凉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咽喉，又
因马边河纵贯全境，加上附近还有富产土特产的沐川、马边，那时的清溪自然比现在热闹繁华，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气息很浓的水
码头。犍为“八大风景”就有两处在这里：“清溪渔唱”、“沉犀秋月”成为这段历史的佐证。
我想，当时的清溪，来来往往的大都是生意人，发配到凉山的犯人和过往行客，前两类迫于生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是无暇
参与文化活动，采风体验的。但在过往的行客中，就很难说没有文化大手笔了，据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来清溪小住过。也许他
按时赴约时，他的朋友食言违约，走了。清溪的热闹留不住他，可“清溪渔唱”、“沉犀秋月”给了他艺术灵感，一首：“峨嵋山
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成为千古佳唱。随后，他告别了清溪，去了渝州，今天的重庆
。
唐文化似乎和李白一样，成了清溪的匆匆过客，它似乎没给清溪留下什么影响。清溪书法更多地保留着北魏六朝风格，特别是
在民间工匠中更是如此。
试想一下，明末清初，因战争因素四川人口锐减，“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是当地最为广泛且流行的说法。四川为
天府之国，清政椨是不会白白浪费这块风水宝地的，官方采用行政等方式，鼓励湖北（孝感）、江西（赣州）人迁入乐山犍为（清
溪）。迁到清溪的江西人，因为口音，生活习惯，文化素养和表现文化方式的不同，自然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圈子。据说清溪南
华宫就是当时广东人的会馆，会馆的梁柱上张挂着江西人用唐楷书写的木刻对联。对于清溪人来讲，对来自楚越之地接受过封建正
统文化教育的江西人的种种表现，无疑是一种十分的好奇和吸引，久而久之，江西人要求生存发展，清溪人也要求发展进步，双方
自然产生了亲和力。接触多了起来，接触的过程就是交流的过程，与其说清溪人接受了江西人，还不如说接受了江西人表现的唐朝
书风。当然，这是后话。一定程度上说巴蜀文化和楚越文化的小范围的接触交流，显然是件大好事，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不幸
也就从这里开始，限于当时清溪人的生活空间，清溪人并没有意识到，也无法从更高更广的角度懂得晋朝书风高于唐朝书风的道理
。这是在东施笑颦，盲目崇拜。清溪人或许从江西人那里学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正统书法，把唐楷作为惟一的书法镁去崇尚、追求
，却逐渐丢掉了艺术价值更高的有多种风格的晋代书风，把一些本来追求个性的读书人学书者的艺术天份毁灭了，把他们引入一个
“馆阁体”书法的死胡同。这真是清溪人的不幸，也是清溪人的遗憾，清溪人永远失去了书法最宝贵的东西：质朴、率意。相反，
当时更加偏僻闭塞的云南曲靖一带就不同，云南人把出土的“二爨”—《爨宝子》、《爨龙颜》视为宝贝，并趁清朝推崇碑学的东
风，把它们推向全国，成为今天学书人追求晋风追求质朴，率意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