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治书

学人治书
             ——沈曾植书法艺术特征透析                   葛 炜
内容摘要：作为清末民初的大儒，沈曾植以其精深宽博的文化修养、自觉思辨的哲学方法、兼容并蓄的学书态度，承继传统，竭力创新，开启山林，成为当代书法先驱。其学人治书的精神对当代书法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沈曾植  书法艺术  启示

 
沈曾植是清末民初的书法家，学识渊博，精通音律、史地，擅长诗文书画。学书由帖入碑，熔冶碑帖，兼学并蓄，变通古今，独树一帜。当代已有很多书家意识到书法创作在技法层面背后的学识才情的重要性，然而当今书法在逐步远离实用而走向纯艺术的过程中，文化底蕴逐步被剥蚀，人文传统也逐渐流失，因此重视文化底蕴、建构现代人文生态已成为当代书法的迫切需要。这样沈曾植学人治书的精神对当今书家的启示是明显的。正如胡传海先生在《文化视野中的沈曾植——沈曾植书法思想评述》一文所指出的：“沈曾植的存在之所以是真实的，在于我们与他交谈，他与我们面临共同的问题，并互相要求解答，情感与心智上的交往、对话、共感把历史文化与现时的历史意识联系起来。从书法创作的当代接受角度看，沈曾植之所以被认同，是因为我们同样面临碑帖抗争、中西文化交融、书法观念动荡激烈……沈曾植的碑帖融合倾向契合了当今不少书法家的审美意绪，于是沈曾植从历史的后台走到了前台。” 

 一、精深宽博的文化修养是治书之本
沈曾植是晚清大儒，出身书香门第，光绪六年进士及第，置身仕途，政事之余专心学问，当时并不以书法名世，而以学术的精博、识见的精辟名誉晚清，与康有为、王国维等人有着深刻的学缘关系。“当时推为律家第一”，“以书法为余事，然亦刻意经营，竭尽心力。……六十四岁后始专业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王蘧常《忆沈寐叟师》）。《清史稿•本传》卷四六九称：“曾植为兼学综汉、宋，而犹深于史学掌故。”对沈曾植广博学识作了充分肯定。沈曾植在经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及医学等领域都有造诣并著述丰富。他习惯于用治学发方法和态度来进行书法的研究与创作，因而所论精深入微，持论公平；书法创作亦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独树一帜。如沈曾植论南派书风就不囿于传统：
《校官碑》结字用笔，沉郁雄宕，北通《夏承》，南开《天发》。吴会书自有一种风气，略近中郎，而益畅土风。《谷郎》、《爨碑》，皆其遗韵。书家本有土断，金文中楚人书体甚奇逸于中原也。尝谓大令改右军简劲为纵逸，亦应江南风气而为之。所谓一群白项鸦者，王氏之同化于吴九矣。谢公不喜子敬书，殆亦以此。（《海日楼札丛》卷八《校官碑》）
阮元等人将南派书风的开启归功于南渡的王、谢诸公，而沈曾植将南派书风归结于江南的地理环境，不以某人为始祖，从而指出王谢之的特殊地位。因为大令长于南方，与过江诸公由北入南不同，故谢之改右军简劲为纵逸，应是江南风气使然，他更强调地理环境对艺术风格的影响。而且他认为谢之开启了唐人书风，是承前启后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这里可见沈曾植以其广博学识论书之一斑。他以其精深的国学功底，严谨的考据之法，对大量出土的文献资料、碑额瓦当、汉简印刻、帛书残纸等进行研究，不囿于传统，不偏于一隅，导致了新的书法史观。汉代简牍一面世，他就大力宣扬，尊为“行书之宗”，并且认真学习，融于创作实践。敦煌遗书发现以后，他也极力推崇，竭力搜存。沈曾植以无所不包的兼容心态对待前人一切文字遗存，并将它们作为书法艺术研究的对象，并身躬力行，极力融合南北，熔冶碑帖，变通古今，穷源竟流，兼收并蓄，开创了一代书风。总的来看，沈曾植深厚的文化学养，为其书法的创作与研究之根本。

二、思辨的哲学方法是论书之道
沈曾植是传统文化之典型，也是洞达世界形势之有识之士。在沈曾植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那一代儒士在“中西之辨”中执着的民族理想、抉择两难的焦虑、凝重和不为时代所理解的悲怆。沈晚年给人的外象是日趋保守，但其内心却负有深刻的文化人格力量和民族人文情结，使他成为晚清最后儒士的代表，他以全部的生命坚执传统的人格理想，以独异而撼人心魄的书法创造表达他在时代裂变中雄奇而宏伟的愿望。准确的说沈曾植在“中西之辨”中没有抛弃传统，而是理性地坚守传统，批判地继承传统，以一种思辨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正如汪荣祖先生在《康章合论》中分辨的：“（他们）早年批判传统原无意消灭传统，从传统中解放出来之后，仍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如果传统被消灭了，则创新的基础也没有了。然而民国以后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全盘西化风、激烈反传统主义，使整个传统遭遇到覆灭的危机，康、章乃不得已而维护传统……其实康、章何尝反对新文化？”
沈曾植在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也都透现出自觉思辨的意识。沈学书由帖入碑，初学黄山谷、欧阳询和米南宫，亦受钟繇影响。到1910年，沈曾植学帖达到最高境界，也达到当时贴学书家的一流水平。但他深知成熟包含着衰亡的危险，自觉思辨的意识促使他很快自我否定，向更高层面攀升，由帖入碑，进而碑帖结合，变通古今，兼容并蓄，遂卓然成大家。他在《海日楼书论》中说：“异体同势，即所谓古今杂形也。”他认为字体掺合的结果是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因此它的结论是“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颐”，如果固守各体壁垒，书风会单调乏味，只有把一切对立的因素和谐地统一起来，书法风格才能“文生”、“数颐”，才能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在书法创作与实践中，他碑帖结合，深入探索笔法，把碑帖两种笔法有机融合，既重视点画两端，又重视中段，非常丰富。同时还根据不同情况提出许多辅助的用笔方法，如用指和用腕或指腕兼用。在沈曾植的笔下，各种传统的笔法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融会贯通的表现。沈曾植认为“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颐”，因而他特别注重对比关系，除了方圆藏露、提按顿挫，结体造形上的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等方面，还在墨法上给予很大关注。“余见赵迹佳者多硬笔浓墨，迄明嘉隆犹然。董书柔毫淡墨，略无假借，书家朴学，可以谓之难矣”（《赵硬笔浓墨董柔毫淡墨》）。分析了笔的软硬与墨的浓淡之间的关系，认为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功夫。同时还谈到用墨与绘画的关系，这些是异体同势古今杂形和碑帖结合观念在用墨上的拓展。从沈曾植的书法特征不难看出他的自觉思辨意识。他的书法融内擫与外拓为一体，动与静相统一，生拙与不稳相和谐。沙孟海称其“方笔翻转，开书学新境界”，章士钊说“奇峭博丽”，《霋岳楼笔谈》说：“抑扬尽致，委曲得宜，正如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极缤纷离披之美。”曾熙说：“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马鬃霍《书林藻鉴》）。

三、兼收并蓄的态度是学书之法
沈曾植主张“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碑帖结合，那么如何临摹和借鉴传统呢？沈曾植学书的核心思想就是兼收并蓄、会通古今。首先他认为凡名家书法因为心仪古法，所以作品都能汇融古今，具有兼容的特征，他在《右军笔法》中：“右军笔法点画简严，不若子敬之狼藉，盖心仪古隶章法。由心仪而引申之，则欧、虞为楷法之古隶，褚、颜为楷法之八分”。因此我们在临帖时也应该如此，不能精学一家后而囿于一家，应该遍临百家，兼学古今，会通后方能创新。其次沈曾植通过研究发现，汉代简牍最具临摹的价值。认为汉简大部分是隶书，隶书介于正草之间，往正靠为分书，往草靠为章草；后来逐渐变为行书，往正靠为楷书，往草靠为草书，它与各种字体都有血缘关系，学习汉简可以打通各体之间的界限，建起沟通的桥梁，是走向南北会通、碑帖结合的最理想的途径。他在《海日楼札丛》中专立“论行楷篆隶通变”条，曰：“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楷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沈氏明确提出兼通各体的主张，他发展了古人复古变通的理论，以为通乎古可以求变，通乎今也可以求变，融汇总体方可达书之妙境。沈曾植在用笔上大胆改造传统的笔触和程式，突破传统的笔笔中锋、藏锋使转的限制，巧用卧笔中锋和绞锋，彰显毛笔特有的各种基调，方圆结合，将浑厚凝重与凌厉张扬两种对立的因素有机统一起来。同时沈曾植在入纸深度上也进行了探索，他用卧笔中锋、绞锋和偏侧锋交替入纸，摆脱了纯中锋入纸带来的单调程式，呈现出欲行还涩的艰辛感和百折不饶的执着感。在结体上进一步夸张，右上角锐角高耸，雄奇高古；横势突逸，宽博开张，跌宕起伏，险峻拗峭。章法上把疏密、大小、正侧、枯湿和浓淡等各种对比因素有机统一起来，回环艰涩，纠合冲突，内心郁痛，人生失意之不羁风骨铮铮立现。沈曾植复明草法，复兴沉寂多年的草书，并能创新，“方笔翻转，开书学新境界”(沙孟海语)，对当代书法的影响是深远的。总之，沈曾植碑帖结合，变通古今，兼容并蓄，在书法史上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
帖学从魏晋到盛唐再到两宋，从韵胜到法规再到宣情尚意，元明时期已现疲态，虽有赵孟頫、董其昌等巨子鼎立支撑，仍难止帖学颓势。清代碑学的兴起使书坛面目一新，虽有碑帖抗争，南北之论，但最终碑帖相融，书坛遂柳暗花明。沈曾植以学人治书的精神，引领书坛，由碑入帖，碑帖融合，开拓当代书法之坦途，意义深远。当今书法应跟随时代的发展，扎根传统而不囿于传统，会通古今又着眼中外，把书法建成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吸纳古今中外各类艺术的营养，积厚内蕴，丰富技法，不断走向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金开诚  王岳川 ，《中国书法文化大观》，1995 .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2、沃兴华 ，《中国书法史（插图本）》，2001.  上海古籍出版社。
3、周  睿 ，《生拗悲怆从何来——沈曾植书法的历史人文底蕴》，2007年《中国书法》第五期8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