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书体的简介

1．篆书书体的简介

甲骨文、大篆、小篆都属于篆书。篆书说文解释；篆，引书也，其文盘曲貌。

一、甲骨文：

甲骨文是商代（前1783年至1122年）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古文字，属于原始阶段的篆书。甲骨文(图一)是我们能见到的较早的文字，是我国最早的书法瑰宝。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开始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书体，和后来演变出现的篆书是同一种类型。它以“刀”或“硬质尖状物”作笔，笔法有方有圆，以方笔居多，字体线条粗细均匀，笔画锋芒毕露，锐气逼人。结体长、短、大、小略无一定，这是与大、小篆明显不同的地方。

甲骨文在结字上，以直线条的交叉、穿插、平行、转折等种种巧妙配合与变化为特点，对称是甲骨文的另一个特点。左右对称，上下对称，表现出一种统一、对应的美，造成一种平衡与和谐的感觉。甲骨文形体不定，写法反正不定，偏旁部首增省随意。后人对甲骨文先写后刻，还是直接契刻，一直存在争议。根据已出土的十多万片甲骨，上面文字的书写刻制可能是各个不同的专业人员所为，所以其刻书的结体、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至今仍有许多释文不能判读。

二、大篆：

大篆也叫籀文。相传是周宣王时太史令史籀所造。大篆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其中包括金文、石鼓文。

1、金文

金文是从甲骨文直接演变而来的，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古时称铜为金，所以后人把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

青铜器大体分为礼乐器、度量衡、钱币、符玺、服卸器、古兵器等几类，其中以礼乐器地位最高。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故金文又称为“钟鼎文”。

金文的内容主要记载战功、祭祀及受王赏赐等一些吉祥语之类，其文字又称“铭文”（即永远铭记的文字）。铭文上凹入器面的为“款”，凸出器面的为“识”，故金文又称“钟鼎款识”。

金文起源于商代末期，通过于商、周，以周为最盛。商和西周早期的金文形体结构和甲骨文非常接近；到了西周晚期，金文书体逐渐趋向整齐雄伟，进入成熟；到了东周时期，金文反映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通行的字体，出现了由大篆向小篆过渡的痕迹。所以金文的字体比较复杂，包括了象形文字、古文、大篆、六国异文等等。

西周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兴盛时期，较商代有显著进步，西周金文书法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其风格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各个时期有其特有的风格，其多样化的艺术特色，被奉为大篆的典范。西周晚期的《大盂鼎》（图二）、《散氏盘》（图三）等佳作，对后世直至现在的书法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东周金文早、中期仍以铸铭为主，各诸侯国大都承西周金文书风，春秋晚期铭刻渐多，战国时期刻铭十分流行。

2、石鼓文

《石鼓文》（图四）发现于唐代时的歧阳，共有10个馍头状的石头，高2尺，直径1尺有余，每个石鼓的圆柱状竖面上刻有古言诗一首，记载的是国君游猎之事，故称“猎碣”。尚存488字。经过多年的争论、研究，现在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是秦代刻石，因为其字体间与古文与秦篆之间，是大篆向小篆演进过程中并不规范的小篆，还属于大篆的范畴。

石鼓文结构严稳，笔画饱满，运笔委婉，线条等粗，圆起圆收，沉着含蓄，字画高古。唐宗以来，凡擅长篆书者，无不崇尚《石鼓文》，特别是清代后期，“碑学”兴起，石鼓文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更为广泛。

三、小篆

1、秦篆

由于春秋战国的长期封建割据，异体别字层出不穷，一字多形习以为常，且带有各国明显的地域特征。秦统一中国后，感到很不方便，于是着手统一文字。对与秦文大篆不相合者进行简化、规范。更名为小篆。宗周故地咸阳，周平王东迁之后，属秦。秦人在统一中国前使用的文字是周人的籀文。所以籀文就是大篆；秦篆就叫小篆，也可叫秦小篆。秦小篆为丞相李斯所创。

（1）秦刻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游各地，立石刻铭，歌功颂德。据史书记载，有：“泰山、琅琊台、峄山、会稽、碣石、之罘”等六处，相传都是李斯所书。现只有《泰山刻石》（图五）、《琅琊台刻石》（图六）尚有原石和部分文字保存，其它已失。

《泰山刻石》乃泰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行泰山，刻石颂德之作。原石四方形，上窄下宽，四面环刻，共22行，每行12字，石高4尺，字径2.5寸。现仅存九字残石在泰山岱庙。

《泰山刻石》一扫金文书风，字形工整严谨，笔画遒劲匀圆，结体形方势圆，故骨力雄健而雍容端庄，很有特色，被历代书家所推崇。

《琅琊台刻石》今存13行，86字，为秦刻石现存字最多者。书法风貌与《泰山刻石》相近。1959年移中国历史博物馆。

（2）秦诏版

秦诏版是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统一法度衡石丈尺”的诏书，因刻于衡器上的铜版中，所以称之为《秦诏版》（图七）。大都刻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为凿刻金文。其特点：笔线瘦硬方折，文字大小不一，有行无格，行距多不齐整，排列前紧后松，笔画结构则长短、疏密随意安排，天真纯朴。秦诏版代表了小篆草率的铭刻体。

2、汉篆

西汉刻石现存十余种。篆书接近权量诏版文字，草率自然不经意。西汉中期以后，古隶成熟而盛行，篆书退在次要位置。

缪篆，是汉代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种篆书，以秦篆为体，以隶书为用，字形近方，笔法近隶，俗称“汉篆”。《祀三公山碑》（图八）属于缪篆方折一路的代表作，此碑字形扁方，长短不一，结体变化诡奇。转折全用隶法，方劲雄伟，朴茂瑰奇，浑然一体，为篆碑刻中所仅见。汉《张迁碑》（图九）的碑额也属此类。

缪篆即摹印篆，应用最广的是汉印文字，在瓦当（图十）泥封、铜器、砖瓦等用器中常见。瓦当文字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书法艺术，随体寓形，疏密相间，工艺虽粗糙，但给人一种质朴的美感。货币（钱币）（图十一）文字俱小篆，书法宽和端庄。

汉印文字是篆书的一大组成部分，书风略同《祀三公山碑》，不同于正规篆书。为适应组合安排，以整体需要为主，适当减省笔画，讲究相互配合，一印数字巧妙安排于方寸之中。汉印以官印为多，私印较少，又分范铸与凿刻。范铸印笔画线多含蓄，以雍容大方、端庄肃穆、雄健浑厚见长；凿刻印急就而成，线条宕逸遒健，信手刻来，获不求工而自工之妙，极具“天然去雕饰”之趣。

3、汉以后的篆书

自汉末以后，篆书退出了实用的主要位置，居于艺术装饰的地位，从三国至明一千多年间，存世著名篆书屈指可数。

《三体石经》（图十二）是曹魏正始年间（241年—249年）立，又称《正始石经》，碑文以古篆、小篆、隶书字体三体联写。古篆书法笔线中间粗重，而上下稍尖，结体近金文，笔画对称而字形端正；小篆部分较秦刻石更工整，结体严谨，线条以玉箸为主，体形长方，线条遒饱满，比秦篆更婉丽；隶书则较汉隶板滞，缺乏韵味。

《天发神谶碑》（图十三）是吴天玺元年（276年）立，到宋时断裂为三段，俗称“三段碑”。此碑篆书渗入隶书用笔，极富装饰性。字形方不似篆书修长，不似隶书扁平，方圆兼用，方处强悍，弧处奋张。用笔方起方折，竖笔悬针，肥中见骨，横画起笔右下出锋，垂芒如利刃，然后回锋铺毫，力运万钧，提按顿挫，尖圆疾徐互用。在篆书发展演化进程中别树一帜，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唐人的楷书是通行文字，擅篆书者仍不乏其人，但作品多不传。

李阳冰是唐代最享有盛誉的篆书家，但历来对阳冰篆书有褒有贬。

纵观李阳冰篆书（图十四），结体纵势修长，线条遒劲，逸致翩然，纤秀流畅，代表小篆书法在唐代复兴的文采风流。《谦卦铭》一体，笔画特细，运笔柔韧如春蚕吐丝，骨力健劲如绵里藏针，故称为“铁线篆”，开创了篆书的一代新风。

宋人评小篆，把李阳冰放在仅次于李斯的地位。唐代的篆书在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

宋代帖学大盛，篆书已不为人们所重视，传世名家寥寥。

元代经赵孟頫、吾丘衍竭力倡导并努力实践，又重新振兴起来。鲜于枢赞赵孟頫为“篆、隶、正、行、颠草为当代第一”。赵孟頫把铁线篆（图十五）写得更加遒丽圆活，并用于印章的篆刻，被称之为“圆朱文”，对清及民国篆印影响极大。

《王烈妇碑》（图十六）系元代泰不华所书（泰为蒙古人）。此碑溶《石鼓文》、《泰山刻石》、《秦诏版》为一体，形体修长，笔线清雅婉丽，风格融洽统一，温淳典雅。

明代书法以草书见长，篆书趋于颓废。前期有李东阳，中期有文征明，后期有赵宦光。赵精于文字学，经楷法作草篆，用粗细变化线条、浓湿枯涩的用墨，表现出不同的情趣和独特的风格，一改千年来玉箸、铁线的老面目，也堪称明一代篆书高手。

4、清代的篆书

清代的篆书，因文字考据之风空前兴盛，而得到蓬勃发展，名家辈出，远远超过唐宋元明，直追秦汉，令人刮目相看。书为学人所重。清代后期，大量的甲骨文、陶文，简帛书以及更多的铜器碑版被发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取法高古，使篆书艺术繁荣发展。

清代前期的王钱、孙星衍、洪亮吉等，他们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绩卓著，是创导清初篆书风气的先行者。他们的书作大都祖述秦、唐的玉箸篆，虽然他们的书作气韵高古，成绩远远地超过了明代的篆书家，但并无建树。

自嘉庆、道光以后，阮元、包世臣、邓石如等金石家大力提倡碑学，书家纷纷搜访金石文字，探求书体新风格。

邓石如（1743—1805年），安徽怀宁人。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好篆刻，信汉印甚工，其篆书（图十七）从秦汉石刻中酿成，汲取汉碑额风韵。以隶法作篆书，故篆势多方，线条修长而精神充沛，玉箸对称，功力深厚而体态虚和，运用秦汉风规，一洗圆润（馆阁）之习，开一代碑学之宗。同代及后代书家对其极为推崇。赵之谦云：“国朝（清）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以篆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出，其自谓不及少温（李阳冰）当在此，然此正自越过少温。”《艺舟双揖》云：“完白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康有为云：“完白山人篆隶开真气弥漫、博大深厚”之风，至今不衰，确为振兴书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吴让之（1599—1870年）（图十八），字熙载，后以熙载为名，字让之。篆书师法邓石如而自出新意，取法吴《天发神谶碑》，结体以长势取姿，挥毫自如，飘逸多姿，与其篆刻风格一致。《墨林今话》称：“让之善各体书，兼工铁笔，邗上近无与偶。”

何绍基（1799—1873年）（图十九），字子贞，晚号猿叟，博涉群书，尤精小学，书学颜真卿，上溯周秦两汉，下至六朝北碑，皆精心摹追，自成一家。杨守敬云：“子贞以颜平原为宗，篆书纯以神行之，不以分布为工，但取神骨，驰骋两汉，以篆入分。极晚之岁，草篆分行，冶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矣。”

杨沂孙（1831—1881年）字子与，号咏春，晚年自署濠叟。精篆隶，作篆常将金文、《石鼓文》、秦篆、汉碑额笔意融于一体，笔线温婉淳厚，气势开展，表现出一种浑古风格。

赵之谦（1829—1884年），字益甫，又字撝叔，号悲庵、梅庵。精诗、书、画、印，“堪称四绝”。篆书（图二十）融合周秦金文与石刻，并参以隶书和北碑笔意，以魏碑笔势作篆，间用侧锋以增气势，笔法方圆合度，饶有金石韵。

吴大澄（1835—11902年），字清卿，号恒轩，又号客斋。收藏甚富，工篆书，尤喜大篆。篆书结构采用多金文，布局则用秦汉刻石的章法律以齐整，结体宽博，但缺金文参差错落的古朴韵味。

吴昌硕（1844—1927年）初名俊、俊卿、昌石、号苦铁、缶庐等。别署甚多。以小篆笔法和形体写《石鼓文》（图二十一、图二十二、图二十三），变横势为纵势，字形左低右高，线条流畅、遒劲、沉着，取金石文字的笔意和姿致，布白错落有致而不拘谨，整体效果恣肆而沉穆。其诗、书、画、印皆精，气息深厚，独擅一代。

综上所述，清代的书法家已不再墨守成规，把缪篆、汉隶、草篆引入小篆，多体杂揉，大胆变革，使篆书形体不受小篆工整之束缚。金石考据学兴起后，书家精力偏移三代金文字上去了，不再局限于小篆一体，于是篆书品类增多，奇葩异彩，竞相开放，是书法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