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对蔡襄书法的推重

论苏轼对蔡襄书法的推重
于军民
摘要：苏轼推重蔡襄书法为“当朝第一”并不是为了维护师恩。苏轼经过广泛的比较，认为在宋初书坛无人可与蔡襄抗衡。苏轼本人有意自屈，亦未标榜自己。黄庭坚、米芾由于书法晚年乃善，苏轼没法对二人书法作出新的评价，对书坛格局给出新的排序。苏轼推重蔡襄书法还与蔡襄人品及二人书学主张的某些方面的契合有关。
关键词：苏轼；蔡襄；书法品评

宋代以书法鸣世的士人，书法地位最为尴尬的一位，恐怕要算北宋蔡襄了。既有欧阳修、苏轼等推重其“主盟”北宋书坛，亦有黄庭坚、米芾等鄙夷其书法有“闺房态度”。蔡襄在世时，书法多为时人所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 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三）[1]（19页）；英宗即位后，因政治上失意，书法大跌其价，“书不值一钱”。此后，中国书法史上对蔡襄的褒与贬就一直未间断过，且往往走两极。褒之者谓：“襄工书，为本朝第一，残章断稿，得者珍藏之”（宋董史《皇宋书录》中篇）[1]（28页）。“至宋朝，书法之备，无如蔡君谟”（元郑杓、刘有定《衍极》卷三）[1]（31页）。“余谓君谟之书，宋代巨擘”（明项穆《书法雅言》）[1]（37页）。“宋人蔡君谟书最佳”（清冯班《钝吟杂录》卷六）[1]（44页）。贬之者谓：“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宋米芾《海岳名言》[1]（22页））。“蔡君谟书如端人正士，颇乏逸趣”（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1]（33页）。“蔡忠惠公……骨力软弱”“行草潦草软极，不可学也”（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1]（50页）。
宋四家的入围与排坐，亦是宋以后喋喋不休的话题，而被翻来覆去加以炙烤的，亦是蔡襄。推重者将蔡襄列为四家之首。明人吴宽在其《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九）中说：“朱文公(熹)论当时名书，独推君谟书有典型。而谓黄米出，有欹倾狂怪之势，故世俗甲乙曰：苏、黄、米、蔡者，非公论也。沈启南得此四家书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曰：蔡、苏、米、黄。”[1]（32页）杨慎亦说：“蔡之字有晋韵，在苏、黄、米之上。”（《墨池琐录》卷三）[1]（33页）徐火勃 说：“宋初善书者四家，曰：苏、黄、米、蔡，愚窃以为蔡当居三公之上。”（《蔡福州外纪》卷四）[1]（35页）另一方面，不少人又将苏、黄、米、蔡之“蔡”定为蔡京，只因京为人奸诈，故以襄取而代之，以充四人之数。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谓：“宋人例称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1]（40页）明人王绂《书画传习录》、清人杨宾《大瓢偶记》、朱和羹《临池心解》等众多书论亦有近似说法，甚至有人要用薛绍彭取代蔡襄，如明人孙鑛就说：“宋四家……云苏、黄、米、薛固自稳当。”（《书画跋跋》续卷一）[1]（38页）这样一来，在不少人眼里，蔡襄获得“宋四家”的书法地位，并非以其书法艺术成就跻身，而是因人品高于蔡京，才获此殊荣。作为生前以善书享誉一时的蔡襄本人若地下有知，恐怕会因此而耿耿于怀。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蔡襄的书法影响力足以位居四家之列，但书法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也只能位列末席， 尽管年龄较其他三人长。在后人眼里，以尚法面目抗衡强大的北宋“尚意”书风，蔡襄并不为人所重。今天我们可以随处见到以苏、黄、米为宗的习书者，却鲜见以蔡书为宗者就是明证。曹宝麟教授在其力著《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对蔡襄书法的历史定位总的来说是可信的：“继往有余而开来不足。”[2]（78页）但对苏轼推重蔡襄书法的原由的结论下得有些简单和武断。因为欧阳修一生推许蔡襄，赞誉其“独步当世”，曹宝麟教授据此认为苏轼推重蔡襄书法是为“捍卫恩师”才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赞誉之词[2]（76-78页）。我们以为事实并非如此。苏轼推重蔡襄书法是严肃和认真的。

 一、蔡襄书法所取得的成就，相较于宋初其他书家，无愧于“第一”的称号
北宋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书法艺术的实践是靡弱不堪的。唐末、五代频繁的战乱，直接影响到宋初书法被一片衰陋之气笼罩。书法家对传统的理解日趋肤浅，对创造新的书风一片迷茫。宋初书法的凋敝，让文坛领袖欧阳修痛心疾首：“自唐末兵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3]（卷四）“余每得唐人书，未尝不叹今人之废学也！”[3]（卷六）“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3]（卷六）高宗赵构在其《翰墨志》中亦说：“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书画可称。”[1]（24页）在这样一个书法艺术在低谷中徘徊不前的时代，蔡襄出现了。蔡襄学书精勤，诸体皆善，且都达到相当高度。“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4]“君谟真、行、草皆优，入妙品。笃好博学，卓冠一时。”（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三）[1]（19页）“以真书论，冠苏黄米”（清杨恩寿《眼福编》初集卷六）[1]（55页）；行书“风神妍媚，为蔡书第一”（清吴其贞《书画记》卷三[1]（42页））；首创“飞草”，“自成一家”（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1]（19页）。蔡襄本人对这种草书自视甚高：“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神情欢欣，可喜耳！”（《端明集》卷三十四《评书》）[1]（9页）蔡襄笃信学书需勤勉：“然其精粗，系性之利钝，学之浅深，古人有笔冢、墨池之说，当非虚也。”[1]（8页）他自己亦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他以颜真卿为宗，广泛学习晋唐诸家，心摹手追，长驱直入。由于醉心传统，博取广收，自家面目不是很突出，被认为是唐代尚法书风在宋代的代表。早年囿于眼界，在时风影响下学习书格并不高的周越和宋绶，使其书法染上为一些人所诟的“软”、“俗”之弊。后上溯晋唐，力追古贤，成为宋初“妙得古人书法”者。
蔡襄对自己书法的博学以及书法成就是颇为自负的。下边一段话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自今年来眼昏，求书者一切谢绝，向时子弟辈多蓄余字，皆为人持去。余有澄心纸百幅，李庭珪墨数丸，皆人间罕见者，当作诸家体以传子孙，其余非故人不能作手书，子弟辈得余书者当自收之。（《端明集》卷三十四）[1]（9页）
这句话一可说明蔡襄书法确实为时所重，求书者为求得襄书绞尽脑汁，当面求不得就从其子弟处想办法，以至蔡襄不得不警示子弟“当自收之”，可见蔡襄书法并非徒有虚名。宋人朱长文亦说蔡襄对自己的书法“颇自重惜，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古今能自重其书者，惟王献之与蔡君谟耳”（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三）[1]（19页）。仁宗皇帝命蔡襄书温成皇后碑，他也敢以与待诏争润笔为由婉言谢绝，足见其自视甚高。二可说明蔡襄对自己诸体兼善是很自得的，书法诸体配以罕世好纸好墨，不就成了罕世之奇珍异宝了吗？这话虽未明说，但意思莫不如此。
一方面是宋初书坛的凋敝，另一方面是蔡襄对晋唐前贤的心摹手追且成就斐然，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苏轼对蔡襄的推重自然而然。苏轼说：“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跋君谟书赋》）[5]（2182页）苏轼对蔡襄的推重，是建立在与宋朝建国以来其他书家的比较的基础上的。在苏轼看来，宋朝很少有诸体兼善者。苏轼认为，只有诸体兼善，才算是参透了“物一理”的精神，才进入到艺术的“无适而不可”的自由境界，其艺术成就才算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当朝书家达到这一高度的，仅有蔡襄。苏轼说：
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谓彼长于是则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则不可。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跋君谟飞白》） [5]（2181页）
可见蔡襄在书法诸体的实践上取得的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和对书法“通其意”的参悟，是苏轼推重他的重要原因。
五代及宋初以书法知名的有李建中、杨凝式、宋绶、苏舜钦、苏舜元、周越等人，苏轼将这些人的书法成就与蔡襄一一作了比较。“国初，李建中号为能书，然格韵卑浊，犹有唐末以来衰陋之气，其余未见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评杨氏所藏蔡欧书》）[5]（2187页）“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画随之，杨公凝式笔为雄，往往与颜、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称李建中、宋宣献此二人书，仆所不晓，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王文甫达轩评书》）[5]（2188页）“杨凝式书，颇类颜行。李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李国士本无所得，舍险瘦，一字不成。宋宣献者，清而复寒，正类李留台重而复寒，俱不能济所不足。苏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蔡君谟为近世第一。”（《杂评》）[5]（2188页）苏轼通过比较，多次谈到李俗、宋寒、杨怪，三人都是浪得虚名，均无法与蔡襄抗衡。而宋初名噪一时的苏氏兄弟，亦“太俊”，无法比肩蔡襄。至于以草书名世的周越，更是屡屡为苏轼所抨击。“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评草书》）[5]（2183页）“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卷三十四《六观堂老人草书》）[6]“怀素书极不佳，用笔意趣，乃似周越之险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跋怀素帖》）[5]（2179页）苏轼对周越书法的批判显然是未留情面的。尽管苏轼并不认为草书是蔡襄最拿手的书体，就蔡氏所善排出了行、真、草的顺序，但仍然给予了肯定：“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评杨氏所藏欧蔡书》）[5]（2187页）所以在苏轼眼里，襄之草书成就在周越之上。我们由此看出面对宋初书坛的现实，苏轼郑重地与老师欧阳修一样选择了蔡襄主盟书坛（蔡襄本人倒是比较谦虚，“谦让不肯主盟”）。事实上宋初书坛在仁宗皇帝和文坛泰斗欧阳修以及梅尧臣等的尊崇下，也的确是以蔡襄为中心展开活动的。
襄书被不少人批评过于柔弱，苏轼严肃地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仆尝论君谟书为本朝第一，议者多不以为然。或谓君谟书为弱，此殊未知书者。若江南李主（煜），外托劲险而中无实有，此真可谓弱者。世以李主为劲，则宜以君谟为弱也！”（《跋蔡君谟书》）[5]（2192页）苏轼显然认为，蔡襄的弱，仅仅是表象的弱，骨子里是有一种“劲”的精神的。这一点与欧阳修对蔡襄所书的《集古录目序》的评价如出一辙：“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1]（18页）曹宝麟教授亦认为“‘精劲’二字，确是蔡氏小楷的优点”[2]（69页）。此外，徐渭说襄书“劲净而匀，乃其所长”（《徐文长逸稿》卷二十四）[1]（34页）。康有为称“君谟安劲”（《广艺舟双楫》卷二）[1]（55页）。清人卞永誉在其《式古堂书画汇考》中亦说襄书“外柔弱而内强勇”，几如“锥置锦囊” [1]（45页）。此几家的评论与苏轼之议相近。可见苏轼并未因推重蔡襄书法而强词夺理，他不同意襄书柔弱的时议并不是曲意奉承，苏轼推重襄书亦不是如曹宝麟教授所说的“感情用事”、“不出于公心”。
苏轼尽管反复宣称蔡襄书法本朝第一，但也不是认为蔡襄书法毫无瑕疵，各体都达到一致的高度。欧阳修曾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苏轼在《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中，称襄“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其观点在老师欧阳修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可见苏轼对蔡襄书法是颇知根底的，品评是理性的。载于朱弁《曲洧旧闻》卷五中有这样一段被认为是苏轼所言的用来否定蔡襄书法的话：
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昧，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唯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止与东坡相上下耳！
这段话为曹宝麟教授所引，以此证明苏轼对蔡襄的推重“由于不出于公心，有时不免要露馅”[2]（77页）。我们认为，这句话很难说是苏轼所言。众所周知，苏轼对张旭、怀素二家是极不认可的，在他著名的《题王逸少帖》（卷二十五）中，他将二人骂得一文不值：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
何曾梦见王与钟？枉自粉饰欺盲聋。
有如世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6]
苏轼对二人书法的否定尽人皆知。他对二人的鄙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要是放在今天，被贬损者到法院告他一个侮辱人格的罪名，也是成立的，怎么可能又说出对二人的极度的赞誉之辞呢？朱弁所引之语亦不见于《苏轼文集》，这句话为苏轼所说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苏轼自屈、黄米晚乃善，苏轼对蔡襄的推重是客观形势使然
论者普遍认为苏轼书法黄州时期达到了其主张的尚意书法的高峰，曹宝麟教授亦说：“黄州的书法是苏轼向‘尚意’书风过渡的分水岭和转捩点。”[2]（107页）苏轼以颜真卿、李北海等为宗，青年时期下过苦工夫。他说：“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题二王书》）[5]（2180页）同时又“不废前人”，对魏晋书法有广泛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这使他的书法既有深厚的书学根基，又有广阔的书学视野。苏轼传世书法以黄州时期几件书作为最佳，如《前赤壁赋》、《杜甫桤木诗》和《黄州寒食诗》。黄州以后，苏轼再未能留下堪与黄州书法相媲美的遗世杰作。所以有论者认为，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是“超水平发挥的一件作品”，它已经超出了苏轼稳定的风格与技巧[7]（51-52页）。苏轼位居四家之首，是和其执文坛牛耳等多方面的超凡影响力密不可分的。苏轼的“尚意”书法理论无疑有着难以逾越的高度，但苏轼的书法实践尽管生前已经为世所重，苏轼自己却是颇为清醒的。一方面既能肯定自己所擅，同时又能自剖不足。“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罢，过谒石才翁，君强使书此数幅。仆岂晓书，而君最关中之名书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轼书。”（《书作字后》）[5]（2180页）此时苏轼29岁，已经有书名，但颇为自谦。其46岁时寓居黄州的第二年所说的一段话同样自谦。他说：“余谪居黄州，唐林夫自湖口以书遗余，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书其后。’林夫子书过我远矣，而反求于余，何哉？此又未可晓也。”（《书唐氏六家书后》）[5]（2206页）在《评草书》中，他进一步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5]（2183页）可见他十分清楚自己书法的优劣长短。既看到自身的不足，又能充分肯定己长。他作诗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可学。”（《次韵子由论书》）[6]他认为自己对书法的理论识见比自己的书法实践更高超。传世的苏轼作品主要是楷书和行书，草书等其他书体极少。这一方面可能因为流传过程中保留不当所致，另一方面与苏轼不擅其他书体有关。如东坡自己曾说：“或问东坡草书。坡云：‘不会。’进云：‘学人不会？’坡云：‘则我也不会。’（《书赠徐大正四首》）[5]（2190页）看来苏轼是很反感强人所难的。尽管今天看来，苏轼的书法建树无论理论或是实践都确实高出蔡襄，但由于苏轼对自己的书法创作存心自屈，再联系前文所述他“物一理”的识见，书法不能诸体兼擅就无法达到相应的创作高度，而自己仅擅真、行，所以他推重蔡襄而没有自我标榜，亦是情理之中。
诚如曹宝麟教授所言，作为“蜀学”中坚分子的黄庭坚，书法是受到苏轼影响的。虽然黄庭坚的文集中未见他学习苏轼书法的记载，但杨万里曾听过他学苏的表白。“予每见山谷自言学书于东坡，初亦呒然，恐是下惠之鲁男子也。今观《心经》，乃知波澜莫二。”[8]元祐四年，苏轼亦曾说到黄庭坚取法自己的事实。他说：“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记夺鲁直墨》）[9]（2226页）苏轼之外，黄庭坚还学习过王安石，苏轼讥黄庭坚书“树梢挂蛇”的习气即来自王。可见黄庭坚对书法的学习一度取法不远，这是崇尚晋唐的苏轼所不齿的。苏轼在《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中说：“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5]（2195页）由此可见，苏轼对笃信佛教的黄庭坚在笔法上的大胆创造、标新立异是颇有微词的。黄庭坚自己一再对书法创作道路进行认真反思，不断地否定自我：
“山谷为予言，自出峡见少年时书，便自厌。”（《跋山谷笔迹》）[10]
 “往时王定国道余书不工，书工不工是不足计较事，然余未尝心服。由今日观之，定国之言诚不谬。”（卷五《自评元祐间字》）[11]
“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卷五《元祐间大书渊明诗赠周元章》）[11]
如果说苏轼书法在黄州时期迎来了高峰，那么黄庭坚书法的转折期则要迟到很多，在他生命的最后六、七年，被贬安置黔州、又移戎州之后，在书法创作上才渐入佳境。尤其是最能代表黄庭坚书法成就的狂草，成熟于戎州。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戎州），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卷九《跋唐道人编馀草稿》）[11]又说：“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罢，连饮数杯，为成都李致尧作行草。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笔。学书四十年，今夕所谓鳌山悟道书也。”（卷七《李致尧乞书书卷后》）[11]勤勉学书四十年，黄庭坚一路精进，在不断的否定之后，在他去世前五年，终于迎来了自己书法艺术的高峰。黄庭坚自己曾说：“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卷七《跋与徐德修草书后》）[11]面对黄庭坚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收获的成绩，苏轼是否应该有新的评价了呢？可惜次年苏轼作古，难以对黄庭坚书法作出新的认定了。
“集古成家”的米芾，书法成就与黄庭坚一样，都是晚乃善。其《海岳名言》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12]（360页）其书早年学习唐人，如颜真卿、欧阳询、楮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等人。元丰五年，米芾特意到黄州拜谒苏轼。苏轼规劝其书法应上溯晋人，米芾领命，此后渐“入魏晋平淡”。一年后杭州作著名的《龙井方圆庵记》，纯用《圣教序》笔法。苏轼对米芾的教导，温革计其事。“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馀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13]元祐三年，米芾一个半月内写下《苕溪诗帖》、《殷令名头驼寺碑跋》和《蜀素帖》，风格各异，可见尚在书艺的探索阶段。米芾书法的高峰，如曹宝麟教授所说，应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间。[2]（174-193页）此时已有赞誉其为“天下第一”的论调，如张邦基说：“本朝能书，世推蔡君谟，然得古人玄妙者，当逊米元章，米亦自负如此。”[14]他自己曾写到别人誉其为“天下第一”的事。“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怵以相知，难却耳！”（《伯充帖》）被誉为“天下第一”，米芾半推半就，可见此际的米颠已经颇自负了。
但是苏轼没有及时见到米芾的最新成就。苏轼辞世前在岭海谪居之地生活了七年多时间。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音信难通，与外界失去联系。而正是这段时间米芾书法迎来黄金时期。直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结束贬谪生活北归至真州东园，才得以相见。在《与米元章尺牍》中，苏轼表达了贬谪期间对米芾的想念和重逢后的喜悦：
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年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言者。（《与米元章尺牍》）[15]（1783页）
这段话既见出二人深厚的情谊，同时对米芾书法早先所取得的成绩亦有不俗的评价。苏轼在较早前曾说：“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论沈辽米芾书》）[5]（2204页）可见在书坛盟主蔡襄谢世后，面对书法界的真空，苏轼对米芾是寄予了厚望的。如今岭海归来，得以重逢，相信苏轼亦是见过米芾近几年取得的显著成绩的，但却未留下品评米书的文字，这是否和苏轼贬谪期间瘴毒积身有关呢？苏轼北归后，衰病之身不见好转，时有反复，且有加重之势。米芾请苏轼为其收藏的太宗草圣及谢安帖作跋，苏轼亦因病发而无果[16]。看来此际的苏轼已经是身心俱疲了，他已无力对米书作一番新的评价，对书坛强弱给出新的排序。与米芾相见一月后，苏轼病故。
东坡一生品评书法无数，前贤时人均在品评之列，独对蔡襄书法有“本朝第一”的赞誉，且反复公开申明自己的这一立场。当他人对蔡襄书法“本朝第一”的地位提出异议时，他甚至于对论者表现出了轻蔑与嘲讽，足见其对蔡氏的推重是发自内心的，并无感恩情结在里边。宋代书法四家，若论影响力，我们亦认为是苏、黄、米、蔡。但是从上文的叙述我们看到，苏轼对自己的书法抑、扬各半，而黄、米书法晚年乃善，使苏轼来不及对二人的书法作出新的定位，来不及对书坛强弱给出新的排序，客观形势使苏轼最终都未能推出新的书坛盟主，此其一。其二，即便苏轼能对黄米而人的书法作出新的品评，也未见得就会改变他对蔡襄书法地位的评判。苏轼主张学书应按楷、行、草的顺序循序渐进，同时坚持“物一理”的诸体兼善观点，这样一来，恐怕黄米的行草书成就依然不能动摇苏轼推重蔡襄的一贯立场，因为书善诸体“本朝惟蔡公备此能事”（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零五）[1]（80页）。

三、苏轼推重蔡襄的其他因素
苏轼推重蔡襄与蔡襄人品亦有关。前文述及，襄书被不少人批评过于柔弱，苏轼以江南李主（煜）为喻，说明襄书外弱而内劲。苏轼以李后主为喻，其更深一层意思即是以后主反衬蔡襄刚直的人品。蔡襄在宋初的政界，以敢于直言犯上著称，政绩亦不俗，颇有时誉，这在艺道合一的中国古代，自然为人所重。苏轼对其书法的推重，抑或有此因素？所谓“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朱和羹《临池心解》）[12]（740页）。苏轼亦说：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难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书唐氏六家书后》）[5]（2206-2207页）
可见苏轼评书是极重人品的，人品不好，书法难工。人品刚正，才有如柳公权一样“一字百金”的可能性，而蔡襄人品正符合自己高妙书法的品评标准。
苏轼推重蔡襄还与二人书学主张的某些方面的契合有关。这种契合表现为：第一，二人都认为学习书法必须下苦工夫，前文已经谈到，不再赘述。第二，苏轼虽然反对死守成法，但他是主张通过学习古人来达到“无法之法”的理想境界的，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传统的研习，同时这种研习务必老老实实、循序渐进。在《跋陈隐居书》中，他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5]（2185页）他推重蔡襄，就是因为襄走的是一条由楷入行、由行入草的正确的学书之路。他说：“余评近岁书以君谟为第一，而论者或不然，殆未易与不知者言也。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跋君谟书赋》）[5]（2182页）蔡襄学习书法的主张亦与苏轼完全一致，他说：“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乎楷正。”[1]（10页）第三，蔡襄主张学习书法要取神气精神，反对只求形似。他说：“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端明集》卷三十四）[1]（8页）苏轼亦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5]（2181页）五个方面，神、气为书象内在的生命机质，骨、肉、血为书象外在生命形态，内质靠外形显现，外形以服务内质为旨归，所以在书法作品中，神、气至为重要[17]。第四，前文所述的苏轼“物一理”的理论认识，也与蔡襄一致。蔡襄说：“予尝谓篆、隶、正书与草、行通是一法。”（《端明集》卷三十四）[1]（8页）最后，二人都主张向晋唐先贤学习，且同时选择了道德书法都堪为世范的颜真卿作为终身学习的对象，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蔡襄说：“余学鲁公乃唐忠臣。”（清杨恩寿《眼福编》初集卷六）[1]（55页）在《跋颜真卿告身帖》中说：“鲁公末年告身，忠贤不得而见也。莆阳蔡襄斋戒以观。”[1]（14-15页）“斋戒以观”，足见这位宋初儒臣对颜真卿人品、书法的无比崇敬。苏轼对颜真卿人品、书法同样心怀崇敬，他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题鲁公帖》）[5]（2177页）可见二人面对老师心性相通。我们今天看到的二人的书法，也都打上了深深的颜书的烙印。宋四家中，尽管黄、米二人也曾学习颜体，但受影响程度均无法与苏、蔡相比。四人中，也只有苏、蔡二人的书风最为接近，足见二人在书法审美取向上有共同性，苏轼据此推重蔡襄，亦是对自己书法道路、审美趋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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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