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在今古之间——读郭善涛的山水画

妙在今古之间——读郭善涛的山水画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 周宗亚

 

我与善涛相识多年，可谓相识相知。今受命为其画册作序，虽自觉难当重任，但因为是同道知己，又无可推卸，好在善涛的画作确有动我心处，这确实令我有话可说。概言之，郭善涛山水画的艺术成就得力于三点，即对传统的领悟、对造化的参神及对二者的有机整合。这看似十分平常，实乃画道至理。善涛之可贵处不是做口头英雄，而在于他是一个实干家。

善涛为人真诚谦和，质朴坦率，热情执着，可谓性情中人。他出生并成长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素有帝都之誉、中华龙乡的古城濮阳。濮阳与殷墟相邻，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善涛的艺术人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的。邓椿曰：“画者，文之极也。”知画知人，从他的绘画作品中不难看出他是个颇重文化修养并善于思考的画家。在其国画作品中，我读出了宋画之博大、苍厚与谨严，元画之清幽、率意与洒脱。更可贵的是他借古人写意之精神、运传统之笔墨，创出了具有鲜明时代风貌、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是典型的“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的范例。“不学古则如夜行无灯”，中国美院在教学上一向重视对传统的强化，善涛数年深造于此，对古代经典作品的研修，使得他的作品延续了中国画之正脉。这也是他走向更大成功的前提。

此外，从其画中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房一舍等的生动自然之态，及整体面貌所呈现出来的勃勃生机来看，可以推知善涛是比较重视“师法造化”的，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他的导师黄格胜教授是当代画界公认的写生高手，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山水画写生教学体系。正因导师言传身教，加之个人天资勤奋，使得他从古人的窠臼中脱颖而出，初步展现了其自然、淳朴、苍润、温文尔雅的画风。

山水画的宗旨固然是通“神”体“道”的，但“道”是有所依附的，“山水以形媚道”，正是那千变万化的山山水水体现着道之精神，所以对自然万物的写生即是体现道、把握道的最佳途径。其实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又何尝不是“写生”之结果呢？只不过文人是在用文字语言而画家用笔墨语言罢了。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等佳句，恐绝非闭门造车之作，应是“在场”的有感而发。

写生是手、脑和眼并用的绘画实践活动，只有不断地写生才能更有效地训练自己观察和表现的能力，从而达到格物致知。对此荆浩早有所悟，他于《笔法记》中写道：“太行山有洪谷……皆古松也……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荆浩画古松先遍而赏之，再操笔写之，达数万本才写出古松的真精神，这说明了写生过程就是“知”与“行”的统一。看到了、发现了与能否写出来是两回事。观察并发现、感悟为“知”，用笔墨去表现就是“行”，表现出来就是“知”“行”的统一。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做，观于天地之谓也”。天地之大美、明法、成理都是自在的、深深蕴藏着的。作为圣人要想掌握至理，只能去静观天地，从中感悟出大美来。圣人如此，画人更要顺应天道行事，以自然造化为师。对此，作为太行山的常客，善涛深有所悟并努力付诸于绘画实践中。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道：“失去自然而后神，失去神而后妙，失去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绘画中的神、妙和精谨皆属人为痕迹，并且这种表现越明显，于艺术之本质越远离，唯有自然天成之作才算得上是最佳作品。从善涛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他的创作追求是倾向自然而平和的。其用笔轻松自然、沉着平静，运墨酣畅清纯，不浮飘不火燥，构图似随意，实因势而成，力避刻意和做作之痕迹。较之当下山水画坛一片“粗、黑、乱、野”的浮躁现象，他的艺术创作态度尤其显得珍贵，更值得推崇。

善涛山水画整体感强，现代中透出些许古意。他对经典的学习是内化的，从笔墨技法上看，极少套用古人之皴法，牢牢把握传统笔墨之精神，颇得“董巨”及“元四家”之精髓。笔墨层层复加，朴拙而灿然，画面寓动于静、寓巧于拙。他的山水画恰当地传达出了自然山水的神韵、社会时代的精神，不仅有着适中的视觉张力，更蕴涵着绵绵诗意，给观者以心灵的慰籍。郭善涛山水画的审美价值正在于此。

 

2008年5月29日于北京新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