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画史记载，在道释出家人中，也有一部分卖画为生的画家。例如石涛，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孙、靖江王朱赞仪之十世孙、朱享嘉主子，幼时因父被囚杀而国破人亡，生活无依，被迫“剃发为比丘”，出家为僧，法名元济，字石涛，学得些画技，青少年时客居武昌，中年时期住南京，晚年定居扬州时蓄发为道士，日常则靠卖画维持生活。清康熙23年，康熙帝南巡住南京，石涛(48岁)曾同僧众一起迎驾。5年后，康熙第二次南巡，石涛又随众僧迎驾，康熙当众呼出石涛的名字，使他受宠若惊，备感荣幸，想乘机以绘画为进身敲门砖，争取讨到皇帝的欢心，当上宫廷御用画师。他深知，有了帝王这样的大“观众”，会使他脱离“卖画为生”的苦日子，过上酒醉饭饱的优越生活，于是平，遂神采飞扬地绘制了一幅《海晏河清图》，落款为“臣僧元济九顿首”，表示已经把“国破人亡”之，，、B丢在脑后，以当清朝的属臣为荣了，这说明石涛把帝王这样的“观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但是，清
兵入关后，对明朝的王室子弟大力捕杀，更不会给予封官授职，使石涛料所不及，大失所望，严酷的现实使石涛清醒的认识到“笔墨当随时代”这个绘画艺术的客观规律，不可以把主观愿望当做客观实际，也说明“观众”对画家们是多么重要。
还有少数的喜欢字画的高官显贵，例如明代一品大员、礼部尚书董其昌，他的作品有两类“观众”，一类是地位高于他的帝王：阵相，以贡献他的绘画作品来达到“靠画晋升”的目的；二类是同僚下属，是他借“赠”画或卖画来高价收入的“观众”，普通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更谈不上深入人民群众。他虽然高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际上他钻到古归书画堆里，大力主张“以古人为师”，由古人“悟入”，宣称他的“气韵”是“生而知之，自然天授”，他根本不屑于真山真水传神，承认自己只不过是“日临树一二株，石山土坡，随意皴染，五十大成，犹未能作人物、舟车、屋字，以为一恨”因为这样比“行万里路”容易的多，并沾沾自喜的自称为“三百年来一巨眼人也”并有“欲作画祖”的希翼。勿怪手启功先生说董氏“以功力言，书深、画浅。”徐悲鸿则不客气地批评他：“董其昌才艺平平，吾尤恨董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
在西方，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举世闻名的西班牙大画家巴勃罗●毕加索说过：“如果你搞的艺术现在没有人承认，那一切就不要说了。”他又洋洋得意的坦率地承认，他“晚年的作品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自己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人罢了，是靠同时代人士的低能、虚荣和贪婪而获得最大的利益”，，这说明他是靠“取宠”于他的“低能、虚荣和贪婪”的观众来“获得最大的利益”的，因此，他总是念念不忘他的“观众”。
这个情况，与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市场经济后十分相似。广大企业已经清楚的认识到“顾客是上帝”，，因为实践证明，顾客对商品的喜爱与否，决定着商品的生命，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失去顾客的商品，如果不赶快改进或更新，就会失去市场，失去市场的企业，就会面临倒闭、破产。这是市场经济无情的客观规律。为此，必须把作为“衣食父母”的顾客看作是上帝，是不得不承认的真理，，横观其他行业也有相似情况，没有“戏迷”的戏剧、没有
“球迷”的球类、没有“歌迷”的歌曲都不可能发展和提高。不承认这些“上帝”是愚蠢的。
那么现在的广大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呢?蔡若虹教授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 “美术作品一定要美。美的特征是具有吸引人、感应人，鼓舞人的笔力”。美的形象总是耐看的，总是令人过目不忘的，总是令人心花怒放的。那些在画面上堆满了斑斑点点的土疙瘩的作品，能够吸引人一看再看吗?” “美的形象必须是健康的、正常的、非病态的。美的形象必须是真实的、可信的、非弄虚作假的。现在我们的作品中，却经常出现一些不健康、不真实、病态十足的形象。画人总是歪脖子怪脸，总是五官不正，总是违背透视法则的东倒西歪，画花萆树木，总是零零落落萎靡不振。这种形象的产生，本来是80年代中期自由化浪潮带来的西方现代流派中的一些垃圾影n向，却被我国的“专家”冠以“变态”、“稚拙感”、“农民化作风”等等美名，令人生厌。必须指出，以病态为美，以不真实为美，是西方现代美术流派中的一种悲观厌世的颓废思潮的集中表现，与我们的乐观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美是多样的。有各种不同情调的美，这是指美术作品的内容来说的。美的多样来自生活情调的多样和思想感情的多样……美和丑是势不两立的，以丑代美，标志着艺术生命的死亡，、丑陋行为的标本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所谓“行为艺术”。它像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我国完全不得人心。我提出一个口号： “不模仿西方，走自己的路，向具有特色的造型目标前进！”
但是，现在还有的画家不承认这条规律和标准，他们在“衣食无虑”的条件下不求上进，而是想入非非，把信笔乱涂的“作品”拿出来口下唬观众，甚至训斥不喜欢他的“作品”的观众“水平太低”、 “没有艺术修养”等等。这样的“画家”，只有记住“观众是上帝”这条客观规律，虚心向观众学习，才能创作出真正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