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书法
佛教是二千五百余年前印度的一位思想家——释迦牟尼创立，自东汉传入我国，佛教也称佛法，它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的法则。佛法的中心思想建筑在人人平等，众生皆有佛性的理论上。因此，它一传入中国，就得到广泛的传播，对我国东汉以后的历朝历代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书法属于文化范畴，佛法对文化的影响当然深刻影响中国书法艺术。
一、佛法的佛性与书法的特性，铸就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
1.书法的汉字实用性助扬佛教的传播
书法首先因为它是汉字，以汉字为其表现形式，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同时它又具有鲜明的表现思想交流和传播科学文化的艺术性，即它具有两重性，它的这种特性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汉字在诞生之初就是从象形、记事演变，其实就是古人在宗教的意识中创立文字。汉字始于何时？创立于何人？很难论清。据一些记载，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物，取物画形，创出了“太极图”（俗称阴阳鱼，用曲线分圆形为阴阳二仪（朴素的运用了辩证关系），二仪演变为四象，四象演变为八卦，代表了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这种标记象征着天地间种种事物的形和意，这就是书画的开始，后才有仓颉造字的说法，从这些文字的演变过程其实最早就和宗教相联。中国的佛教与道教其实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交融、借鉴、比如《西游记》故事以唐三藏西天取经传扬佛法为主线，又参进了玉皇大帝等道教人物，佛教宣传的人间大爱，广弘佛性，心悟佛缘，从精神上对人的生活各个层面有很大影响，书法就更不用说。
佛法最初传入中国，由于印刷术当时没有发明，佛法经文的弘布、传颂除了佛家弟子口传，最主要的还是靠纸墨抄缮，于是在写经、抄经等需要下，在中国书法传统特有的工具限制下，佛教与书法走到了一起。书法的实用性为佛教的传播起了助扬的作用，成了一对不可分割的互相依存的兄弟。
因为从印度最初传入的经文是梵文，必须经过翻译成中文，才能广为传播。大凡历史上传播经文的佛家弟子，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与书法功底，才有可能胜任此项工作。历史上的唐三藏西天取经不仅历经艰辛，而且唐三藏善通梵文，传经翻译，名动朝廷就是实例。
佛法为了能够广布佛经，各寺庙专门设立抄经堂，有专门的佛家弟子写经修持，也就是书法最初为佛教的广泛流传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佛法的佛性与书法的特性都具有广泛性、人人普及性。
①.佛法的佛性
因为佛法的基本教义有其先天的平等性、宽容性和包涵性，佛法的爱是无限的，这种理念符合所有人们崇尚和平，崇尚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佛法的传播得到一般人的普遍接受和宣传，即它具有广泛性，人人普及性。
佛教中释迦牟尼佛告诉人们：这个理智、情感及能力都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即佛性，人人都具有。
②.书法是中国特有的线条艺术，它能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义和气势力量，即状物抒情性，与佛教的广布性、禅意入妙精神指导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东汉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尤其是对我国书法艺术方面影响深远。
古时的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是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书写工具，无论是宰辅高官还是布衣百姓，都操作着一副道具，即书法的工具及使用特性决定了他具有普及性、广泛性，即凡当时会写字的人都必须具有。许多艺术家在秦篆基础上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书法里，开创了别具意涵的“汉隶”书风，当时的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都能写一手好字。我们从“汉碑”就可以看出，大多出自不知名的书法家之手。汉隶的普及性、广泛性、平民性可见一斑。“汉隶”上承秦汉，下启魏晋，在书法艺术上地位特殊，尤其魏晋以后，社会的文化层推崇老庄的哲学思想，这一哲理不仅影响当时社会各个层面，而且也深刻影响传入中国的佛教，至此，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才真正和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书法艺术由于他是老庄哲学与佛教交融的必然手段。他在相联二者的同时，更主要是他在老庄哲学及佛教参合感悟下形成了一种超越社会现实及书法实用性的以艺术精神为核心，书法境界达到一种崇高的情趣与精神的清澈安宁、超凡脱俗的境界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形式特点，两晋书风“二王”尚韵的书法审美特点即是这种特点的体现之一，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几千年；南北朝碑刻造像题记也是这种特点的体现，不仅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高峰，而且造像题记的书法更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巅峰，尤其到晚清对书法艺术影响甚大，直至今日仍然刻骨铭心。
由于书法与佛教传播过程中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广泛性、普遍性，对于佛教弟子而言，书法抄经不仅是每日的日课，更是弘扬佛法的一种途径。佛家弟子在长期的抄录经文过程中不断的温习，在实践中逐步对执笔、布局、笔法等，自觉与不自觉中提高了书法水平，也在不断抄写中对书法艺术理解上逐步提高并在抄写过程中提神养精，达到一个静穆、安泰、和畅、如同参悟佛法打坐般的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尤其到唐朝，佛教对中国书法影响更大，佛教更加昌盛，唐太宗李世民尤其重视佛教寺庙，他曾派唐三藏去印度取经，弘扬佛法。唐朝出现许多书法高手，其中不乏佛寺中人。
佛教与书法的历史持久性、广泛性长存不坠，相伴点缀，超越时空与朝代。回望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朝代，很少有一千年以上的江山不变，中华五千年历史变迁，一个朝代更替一个朝代，数风流帝王，尽成故事，唯独只有中国书法与中国佛教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二者相伴而过，长存不坠，成为见证和诉说中国历史渊源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这种宗教的佛法，道教加上孔孟老庄对中国百姓生活影响很大。在百姓心中，佛教其实也参合着道教中的教义与人物，人们的理解有时候是混合的，把二者看作是一回事，也许是因为二者都是宗教的范畴。这种佛法的传播与影响，普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书法作为佛法传播的工具与依靠的手段，在这一时期不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在不断的传播过程中对书法本体特征加以完善和达到更高的水平，即书法艺术这时候从佛教的“悟”“缘”渗透到书法艺术中的“悟”“缘”， 从道教的教“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辩证法中，一些书法艺术上的精英，佛家弟子在实践中参“悟”体会，总结出了由佛及书法最高意境的感悟而创作出了杰出的境界高古的书法艺术作品。真正把佛法溶入书法，佛性溶入书法特性，佛理溶入书法理论之中，使书法在表现情感及气势上达到至高的境界。
我们不妨看看，书法艺术线条的最高表现形式——草书艺术，最能体现书家主观精神世界的东西，草书的意境最能感知与佛法结缘的那些东西。草书艺术达到最高境界，需要书家具有佛法中的高僧参“悟”禅意超迈的思想及极深的修行才能感知书法艺术上的最高表现形式，才能达到草书艺术的最高水平。
狂草的创立者张旭虽然在“酒”的外力作用下，创出了流传后世的颠草经典，但我们从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就能欣赏到他用狂草书写的“普提心经”，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张旭对佛性、佛心、佛经的感知最好的证明，也是他参悟佛性禅意，引申到书法意境中创出狂草极品的不同凡响关键一点，再说怀素草书更是如此，因为怀素自幼入佛门，读经参禅的同时更是偏爱书法艺术，经过长期研习，写出了流传后世的醉草，成为加入佛门参悟佛法溶入书法达到极高境界的典范。
二、佛徒与书家具有相同的参悟经历和感智意境。
佛徒对佛经的参悟与书家对法帖参悟都要经历相同的曲折，才能悟到妙处，才能得道成佛。
佛教中的佛徒同书艺中的书法者有相同的感悟。书法临帖孤灯静摹，徜徉在古人法帖释读感悟之中，虽然有些枯燥，虽然有些艰难，但每当书法技艺上有所突破，每当能感知书法前辈大师的作品意境而进入创作佳境，悟道得法后的那份喜悦和佛教中的佛徒大师何等的相似。高僧悟道为了寻求历代修道成就者们对于修行体验的直接诠释，修行参学则成了他们心性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历练功课。路途中，那些风景的片段，偶尔的际遇，甚至点滴的言谈，因缘和合之下触动那些时刻警觉敏锐的心灵，令他们激动、惊诧乃至沉思。一路行走过去，每一个未知的生活细节都将可能是引发自己契入觉悟的稍纵即逝的转机佛缘。
由于参学僧人传经布佛的奔走，佛法不仅以金碧辉煌的寺庙为依托，而且还以佛经黄卷为载体，更多的表现为奔走在平实的大地上云游传道。精神彼岸的追求和现实人生的立足焦距折射在他们飘逸背影之上，将睿智、洒脱与悲悯的气质生动地体现出来，形成了飘渺而又切近的佛教图腾和人文景观，中国文化也由此而增添了另一道鲜明的风情画卷。中国书法艺术的升华正是因为有佛教徒的感悟教化和不断追求才有佛法与书法共同的切合。
僧徒与书法人他们选择了一条孤独寂寞的人生旅途。似乎借助此，生命方能彻底摆脱对客体的依赖，超越群体社会对于个体的束缚与制约，突破人之所以为人的低俗层面。以佛法看，他们则是归乡之候鸟，信仰的力量，使得他们义无反顾、无怨无悔。或许在荒野孤岛，也许在莽莽丛林，偶尔能瞥见他们孤鸿般卓然的身影，风尘的凝重与单纯的空灵在他们澄澈的眼神和真诚的微笑中展露无遗。虽然二者形式上有差别，但前者是为了超越自我寻佛求道而奋力的逆水行舟，后者则为了艺术的最高境界而释帖不辍，乐此不彼的艰难攀登。传经是艰难而不轻松的历程，随时会陷入困境，但修道者对此并不后悔。因为路上都是未知的造化在等待着自己感悟……在疲乏之余，仰望苍穹，那浩渺高远的精神彼岸似乎已不再遥遥无期；偶尔的法喜往往会在山穷水尽之际，闪现出心情的柳暗花明……这同书法者在研习古人的书法作品时所经历的心里磨练完全一致，这些纯粹的感性体验，是修行阅历和研习法帖中最为宝贵的收获。每一段的修行结束之际，他们就会体悟到：如果没有这些彷徨、犹豫乃至绝望的种种心灵之磨砺，他们的道业将无法增上，那才是他们生命中的真正遗憾。
高僧及书法大师的种种遭遇与体会，令后学者为之感动仰慕；于千难万险之后得以悟道，寓最高深的宗教体验于曼妙的书法艺术境界中，精巧又不着痕迹，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文字般若。汉文化的传统美学中，不仅有儒家的高雅及道教的幽逸，更增添了佛家的空灵，他们以修身养性为基础，形成了中国传统书法艺术文化灵魂的最高境界。
三、佛法与书法二者从形式上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
前面已经讲过，书法在最初文字诞生时就伴随着宗教的影子，就体现了我国古典的哲学思想。佛法中的因果报应与书法上的线条结构构成，都具有辩证法则中的对立统一法则，古典哲学阴阳学的辩证思想及老庄的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都自觉与不自觉中在佛法的释义中、书法的艺术中联系紧密，与中华民族文化同步发展，并用自身的特点点缀丰富中华文化的内容，渗透、传播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内涵，与时代同步。一句话，佛法与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受文化审美意识及文化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和”为美学原则的，其实这种“中和”的思想正是佛教中所体现的慈悲为怀，随时随地的发菩提心，调和解脱一切众生的痛苦，普及一切众生。即因为诸佛众生及我，本是一体无别的，虚空无尽，本性无际，到此境界，人的理智和情感已平等一味了，这是佛教中“中和”思想。中国书法艺术从古代书法理论中论及“中和”的审美观点，比比皆是，“志气平和，不激不厉”（孙过庭书谱语）、“今于中和，斯为美善”（项穆）等要求书法上“势和体均”、“平整安稳”，刚柔相济，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两相兼顾，和谐统一。这种辩证的关系，即是孔孟老庄哲学思想与佛法悟道的明显体现。书法上强调平和含蓄，蕴藉深邃的意境，要求情感、理智、想象、感知等诸心理因素，达到协调一致，唯“中和”才能达到高度协调统一。所以佛法与书法二者从形式上都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二者共同在调节人的心理平衡，净化心灵方面能起到特殊的作用，能突出的反映人的内心世界，时刻影响着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与书法是一个大课题，不是片言短语能完全论及谈透，因为中国佛教内含东方哲学思想，能够分析挖潜研究透彻很不容易，对于中国老庄孔孟哲学思想深层剖析，尤其是中国文字从古至今演变发展，书法艺术博大精深，没有渊博的综合知识无法全面涵盖和揭示其中的许多哲理及玄机，更不能理清佛教与书法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之间的影响及关联，笔者只是从自己的理解上肤浅论及二者关系，只能是触及一隅论及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