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书法

摘要：魏晋玄学经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王衍、乐广等人的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出崇尚自然和关注个体的价值倾向，对当时的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书学理论的形成、“自然尚韵”书法创作和欣赏理论的产生、书体的创新，特别是草书的发展等三个方面，并且这些书法特点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玄学；书法；王羲之
继春秋战国之后，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社会动荡时期。同样，继春秋战国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学术的轴心时代相比，魏晋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时代思想特征就是玄学的产生和衍化。
一、玄学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魏晋时期，政权林立，党争纷纭，社会的统一局势不再，与之相伴的是思想界自汉以后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格局的沦丧，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东山再起，分别表达着对社会的认识。同时，这一时期自然灾荒的破坏，不仅于社会层面，特别是对人们心理方面，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产生了人们对于自然的畏惧心理，促使人们关注自然的力量，这一变动反映在学术层面就是以关注人和自然关系的道家和佛家学术引起了学者足够的重视。再加上儒家学说经过汉代的大力提倡和发展，那种恪守经典，解释经典的发展模式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儒家学术研究陷入了发展的瓶颈，异质学术的引入和借鉴成为突破这一瓶颈的关键，而最具思辨体系的道家和佛家学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但他们又不能完全忽视儒家学术自春秋战国产生以至魏晋所形成的独大局面，因此，出现了“援佛、道入儒”的景象，从而促生了“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 的玄学思想，取代了儒家的思想统治地位，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
玄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曹魏时期的何晏与王弼，他们主张以无为本，无是化生万物之源，是贤者成德之根。“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与此相一致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圣人体无”，效法自然，何晏曾引用夏侯玄的话：“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 从而确立辽东他们的自然观。
继之而起的是曹魏晚期的竹林七贤。“（康）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
  《晋书》卷75《王湛》。
  同上卷43《王衍》。
 徐元太：《喻林》卷2《自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世所谓竹林七贤也。” 竹林七贤之中，以阮籍和嵇康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们以批评名教和蔑视礼法为工具，来表达对现实政治中篡权弑君行为的不满，对假名教和假礼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 对小人假仁义、假礼教对社会的危害提出了严正的控诉。更由于在魏晋混乱的社会局势下，一切真的礼教又无以展开，因此，阮籍和嵇康们只能以批判的姿态来表达对这一时期社会的看法，“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进一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把“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并以“自然”为依归，“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 
玄学发展至王衍、乐广，它的基础更加扩大，影响也愈益增强。“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又“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 
综观看来，魏晋玄学大致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受道家影响，崇尚“自然”。在魏晋士大夫中，为《老子》作注成为一个潮流，针对于《老子》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的“自然”一词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如王卡在《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对“道法自然”注为“道性自然，无所法也。”王弼对之注曰：“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与自然无违也。”他们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宇宙本体、世界本源或是说宇宙万物本来的样子”。 与现在自然界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在思想上又是一脉相通的，因为我们所说的自然界也是脱离世事纷扰，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与玄学诸人对自然所下“宇宙万物本来面目”是相通的，因此，从表象来看，玄学诸人大都醉心于田野乡村、名山大川等与自然贴合的景观也就不足为奇。
二是受这种“自然”观的影响，积极肯定万事万物的本性，着力阐发个体的特性。这种理论来源一方面是自老子就已经阐发出来，按照老子的看法，事物均有自己的本性，这好比鸟能按其本性在天空飞翔，鱼按其本性在水中畅游等等。
  《晋书》卷49《嵇康》。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巻34《大人先生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晋书》卷49《阮籍》。
  《晋书》卷43《乐广》。
  《晋书》卷43《王衍》。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页。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反观于人，自然也要按照个人本性生活于这个世上，这就促生了个体思想的觉醒。同时，从社会层面来讲，个体思想的觉醒，与儒术独尊局面的崩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魏晋以前，在儒学的一统局势下，整个思想领域都是强调人服从、顺应的必然性来实现个体的自身价值，个体只能依从于社会才能实现价值从而使个体严重受到压抑，处于从属的地位。玄学产生以后，玄学诸人高唱“以无为本”，把个体自由放在了首要位置，倡导对独立人格的追求，都使得这一时期的个性得以解放。“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在理伪，非养真之要求；廉让于争夺，非自然之折出也。” 
总之，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矛盾激烈，并受佛道思想的冲击，儒家思想产生了危机，士人们逐渐加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把魏晋思想引向了玄学。当时士大夫阶层普遍主张个性张扬，追求“简约自然”的审美风尚。这些发生于思想层面的变化，深深影响着魏晋社会的其它领域，尤其是书法领域，出现了书法理论和草书的盛行的局面。
二、玄学对书法的影响　　 
与魏晋以前的儒家学说相比，由于玄学引入了佛、道学说，而这两种学说与儒学相比，也更有思辨性，玄学诸人把它们引入儒学，不仅使儒学加强了自身的理论色彩，从而也使得这一社会热衷探讨理论的色彩更为浓厚，其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就是“尚清谈”的社会特征。“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乗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晋书》虽多就玄学的弊端而言，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玄学对儒学理论化的贡献，这一风气影响于书法方面就是书学理论的出现和盛行，出现了一大批着意阐扬书法理论的书法家，并且大都表现出以“意”来规定定书法的终极追求，这显然是受玄学倡导个性的张扬学术特点的影响。如卫夫人、王羲之父子等等。
传为卫夫人的《笔阵图》首次提出“意在笔先”的理念。强调了书法服从于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情怀，也就是“象形”的目的在于体“道”，并认为其关键在“通灵”，这更加深了书法的审美要求。 她以这样的书法理论作指导，因此她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巻34《大人先生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晋书》卷91《儒林》。
  卫铄：《笔阵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的书法给人一种自然脱俗的感觉。“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三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 又“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舞女登台，仙娥弄影，江莲映水，碧波浮霞。” 另外，卫夫人还提出“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的书法理念。此所言“力”是指主体的内在力量和人格的体现，也就是玄学所提倡的独立自由人格的体现。可以说，卫夫人的书法理论是晋人受玄学影响的前奏。
继之而起的王羲之既继承了卫夫人的书法理论，又往前发展了一步。他虽然对书法之“象”（即书法本身技巧）也论述颇多，如：“若作点，必须悬手而为之。若作波，抑而复曳。忽一点失所，若美女之眇一目；一画失所，若士之折一肱。可谓难矣。” 而《兰亭序》也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变化多端的书法技巧。但若论王羲之的书法理论，他更注重书法对作者意图的表达，即书法的本体应是最终要表达书家自由自在的感觉。“摆拨似惊雷掣电，此乃飞空妙密，顷刻浮沉，统摄铿锵。能使昏迷之辈，渐觉称心，博识之流，显然开朗。” 而《兰亭序》也以形断意连，潇洒飘逸的风格反映了王羲之“虽无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愉悦情怀。
如果说卫夫人的书论中所说的“意”大多是指书家创作前的构思和准备，那么，到了王羲之则已将“意”视为书法家的心理流程，是书法家本真情感的流露。在魏晋书法家表“意”等书法理论的倡导下，魏晋书家把人的自然本性放在首位，在书法中尽情地表现自我，观照自我，把主体内在的情感的表现作为书法本体，以人为中心，通过书法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势来表现洒脱的心灵，表现时代的精神面貌。这是书体在受玄学主张个性张扬，取法自然等特点的影响，促进了书法本体的觉醒，同时也是以个性主体为本位的审美意识的觉醒，构建了以人为自身为中心的审美价值体系。如此者还有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笔论》、《九势》等等。
另外，书法上对“意”的追求主要体现在“自然尚韵”的书风的形成。书法艺术是人们感受到自然万物的变化而形之于笔墨的结果，因此，蔡邕有“书肇于自然”的说法。“在古文中，形是质实具体的，象则是在物之中不能质实以求的东西。”这从书的笔画论和字形沦中可以看出。如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曰：“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一点，常隐峰而为之；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王羲之在《书论》中说：“凡作一字，或类篆籀；或似锆头；或如散隶；或近八分；或如虫食禾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如
  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孙岳颁、王源祁：《佩文斋书画谱》，引《唐人书评》。
  蔡希综：《法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71页。
  王羲之：《笔势论·十三章》，《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壮士配剑；或似妇女纤丽。”这里除用自然物象描述书法外，还用“壮士”、“妇女”来形容书法。唐代的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之象“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书法艺术的情调正是通过具体的点、画的姿态即“象”来体现。而对书法的欣赏也可寻求心灵与自然的贴近，虞和《论书表》中载：“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以帙，常置左右。乃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擒获之后，莫知所在。” 桓玄“耽玩”二王纸迹，是因为在书法欣赏中可以超越现实，体会到一种意趣和自然生命之真。魏晋时的书法以其纯净尚韵之姿，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
其三，魏晋玄学影响于书法的另一个表现是书体的创新和草书的盛行。魏晋时期，书法特别兴盛，成为这一时期显著的特征。近人马宗霍认为：“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魏晋之人大都寄情于书法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这就推动了书法的发展，各种体式的书法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旧有书体难以满足士人的需求，他们也提出了创新书体的要求，如王羲之言：“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兰亭序》中，通篇324字，28行，重复的字，必定重构，绝无雷同，整幅作品7个“不”字，20个“之”字，极尽变化，无一雷同，使人体会到一种从容平和、简约玄澹的意味。书法家的个性也可以通过书法展示出来。每字自成一个独体，一个字也可以写成不同的样态。以线的流动而写成的字，蕴涵了书法家的情感和生命之气。王羲之的书法不仅融合古今，而且真率朴野，笔调融洽，深得情趣。
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也曾建议其父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 他感到旧有的章草书体远不能表现当今书家自由的情感，这就要求如今书家要把章草之体与民间流行的“伪略”结合起来，创造一种顺畅、流便、俊美的新书体，才更能表达书家的时代需求。而他也是照这样的想法作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出“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籍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 的创新色彩。
而在具体书法技巧上，书家们也别出心裁，创立明显带有自己个人色彩的
  张彦远：《法书要录》卷2《梁中书侍郎虞龢论书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法：《中国艺术：历程与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9《书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
  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48页。
书体。如陆机的《平复帖》秃笔蘸燥墨所出现苍劲颓废的色彩，尽发痛楚之情；王珣《伯远帖》任意点墨，不拘常格的洒脱等等。
玄学对书法的影响，也表现在草书的盛行。在诸多书体中，楷体的一笔一划、隶书的字正方圆，都比不上草书的豪放不羁、任情挥洒能够代表魏晋士人的不羁性格，也更能成为他们挥洒热情的突破口，正因为此，草书在魏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对于草书的追根溯源，可以追迹到秦汉时期，其形态是：“形体偏横、字字独立，用笔方圆结合、圆润敦厚、笔画简省、使转略有连带、姿态顾盼生动、动中寓静。”时人称为“章草”。 从章草的字形、意蕴看，它反映了草书由隶书演变而来的痕迹，同时还稍显呆板，思想凝滞。到了魏晋，草书得到了极大地发展，特别是王羲之父子，不仅完成了章草到今草的继承过程，而且开启了由今草到狂草的递变。“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羲之与从弟洽变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 虽然今草为王羲之之前的张芝所创，但王羲之学习了张芝的今草并将其发扬光大，孙过庭《书谱》言王羲之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来比谢之。”张草运笔迅速，写时必须事先有周密的布局方能写好。王羲之学习了张草的特点，又吸收同时代人的草书优点，使今草达到了成熟的地步。它的特点：简约为本，以点带画，跳跃参差，极尽流畅变化，表现了独特的个性。其中《淳化阁帖》中所载较多，特别是《十七帖》最富盛名，为草书极则。 而王羲之之子王献之对王羲之的今草又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前引就是王献之曾劝其父改体，而王献之也按照他所说的去作了，他的草书风格与王羲之不同，主要体现在空间的变动。他加强了单字结体之间的引带联结、整体章法的连绵和空间的视觉动感。他在书写时增加了速度，强化了视觉的动感和视觉的张力，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体现了玄学作用于书法，不仅使原来存在的章草得以发展为今草，同时也开启了狂草的途径。
从王氏父子醉心于草书的史实及其成就，我们可以看出玄学的产生是这一时期草书得以复兴和较大发展的深刻社会背景。
三、魏晋书法对后世书风的影响 
宗白华说，魏晋人“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美，晋人书法是这美的最具体的表现”。人之深情和外在自然契合而造就出的“出水芙蓉”之美的规范，成
  胡秋萍：《草书之源——章草》，《书学论坛》，
  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王长水：《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临沂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为中国书法审美的最高典范之一，这也是历代书法家极力推崇的。由此，奠定了品评中国书法创作反对人工雕琢、追求自然之美的美学基础。
而魏晋书学中借助线条与结体来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审美风尚也对后世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表现在后人对魏晋书法技法的学习以及后人对其艺术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唐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尽善尽美”的书法，主张“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李世民《指意》)；从现存李世民书法《晋祠铭》来看，完全是王羲之书法的翻版。至“初唐四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和薛稷的书法创作，都笼罩在尚“意”的书风之中。盛唐的颜真卿、张旭、怀素的书法创作完全是对魏晋书法艺术精神的弘扬和创新，使唐代书法达到了鼎盛时期，奠定了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魏晋书法借汉字线条抒写性灵的创新精神在颜真卿、张旭和怀素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张旭的草书气势连绵，怀素的草书则如绝去人间烟火。至“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同样抓住了魏晋风度中崇尚自然的审美本质。苏轼提倡“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天真浪漫是我师”，崇尚自然淳朴，清闲妙丽的艺术风格。元至清中叶的书法同样流动着魏晋书风的自然之韵。明代后期的侩渭、八大山人等，真正从审美内涵和艺术精神上继承了魏晋风度。清中叶以后，文人从魏碑中领悟到一种粗犷、豪放、朴拙、大气、宽博之美，从而使书法本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通过对魏晋书学中自然观思想的了解，使我们懂得，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学习前人的书法作品形式，更要注重对前人艺术精神中的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自然之美的把握与弘扬。唯其如此，当代的书学才能有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