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 澄鉴冥会

学贯中西  澄鉴冥会——解读邵大箴先生的中国水墨画
文景

 

马一浮先生在《对浙江大学毕业诸生的讲演词》中曾经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这是一个国学大家的高瞻远瞩。在那个非常之时代，又有那样非常之思想氛围，非常之人才也就不期而至。所以，近现代出现了许许多多非常之大家，而且很多都是通人之才，不仅如此，他们都是情系民族，放眼世界的。学术上如章太炎、陈寅恪、王国维、熊十力等，他们大多是些“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无独有偶，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大家中，也出现了许多这样层面的艺术家，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李叔同、徐悲鸿等。他们中的许多中国画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一样，其立身处事还逸出常格，其流品之高着实令人感叹而可歌可泣。

如——

齐白石的童心；

吴昌硕的傲岩；

李叔同的出家；

徐悲鸿对艺术的稚拙和对后生的厚望；

林风眠的标新立异；

潘天寿的孤傲；

傅抱石的豪放；

李可染的耿直心怀；

陆俨少的洒脱通灵；

石鲁的疵癜；

李苦禅的行侠仗义；

张大千的“游戏人间”；

刘海粟被孙传芳通缉；

钱松岩的勤恳；

陈之佛的温良；

等等。

美术家们的这样一些奇事异节、嘉行懿德，当时后世都是警世励人而启迪心智的。他们所建立的绘画传统及其具有经典意义的绘画作品，也是当今中国画家获得灵感的重要源泉，而且今天的中国画家，要想使自己学有宗基，取径有门，传承有绪，是无法忽略或绕行他们的。

自古大家皆为通才，其学识自然不会单一，也不可能单一，往往在许多方面还不师自通。邵大箴先生是当代“泰斗式”的史论家，其学识自然也不会是单一的。他在当代中外美术思潮和西方美术史等领域，成就卓著，而且是地道的学贯中西，有著作与译著多部，是中西兼通的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他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偶像，特别是他主持《美术》杂志工作之际。他对于西方艺术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艺术的深厚情感，也到达了一种境界，也远非一般学人可望其项背。不仅如此，他多年来还致力中国水墨画的研究，前后也有二十年有余，但先生之笔墨在此之前却迹不出斋，更不轻易示人，宁愿“刊落声华，沉潜味道，不欲以文自显”。之所以如此，用先生自己的话，他是“从绘画的一般原理看待水墨画的，接触多了，慢慢地对水墨的特殊性有所认识和理解。待到动笔水墨三四年之后，才说得上对水墨艺术有自己的一点体会。逐渐地，水墨进入我的生活之中而对它难以舍弃”。邵先生是学者型画家，深厚的学识和通达中西的优势，使他在这方面精察识，善名理，有澄鉴冥会的语境造微。他的水墨画是“对山水画的认识和自我生活经验中的视觉与心灵的积累”，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笔墨游戏。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无论是理论与实践的概念，都有一种共性，都具有某种比喻性、象征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理论学说，如气韵说、逸格说、风骨说、神韵说等，都是在儒、道、佛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而且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的精神面貌。正因为如此，邵先生中国水墨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让人耳目一新的风采。

邵大箴先生的中国画实系典型的文人化画风，其绘画审美风格则偏重于静净、逸格一路，属文人画范畴。历来文人作画，诗人写诗，词家填词，不在实质，贵在清空、灵动。实质容易，清空、灵动难。这就需要文化底蕴来支撑。先生是以入世之精神为出世之学的人，厚植根基，水墨画作就清静、空灵，文人气息浓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的水墨画又是中西两种观察方法的结合，新中有旧，今情古典。虽然“元明清大师们的作品开导了他”，他“也十分敬佩近现代齐白石、黄宾虹的作品”；但他在长期艺术史的研究中，深谙艺术之法度，却不拘成法，张弛有度，并取无法之法。这是独到的，也是瞻前的。

事实上，一个画画的人，要想把画画好，而且能成名成家，尤其是成大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不是单打独斗的“技巧运动”，也不是拉关系、弄位置的“关系运动”，更不是攀权贵的“最高指示”，而是多方面自身条件的具备，厚积薄发才能促成的“综合运动”。技巧运动，造就画匠；关系运动，练就政客；“最高指示”，成就佣才，并扰乱绘画环境，是一种“艺术污染”。画匠画画，是娱乐和谋生的；政客画画，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佣才画画，则是有损社会的。我曾在拙作《中国画品评》（现代卷）中谈到：成就一个中国画大家必须具备八大条件。一是“兴趣”，二是“天赋”，三是“勤奋”，四是“生活”，五是“学识”，六是“品行”，七是“境界”，八是“长寿”。这八大条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而且有一定的前因后果，否则很难成就。齐白石、黄宾虹等之所以能成一代中国画大师，鹤立二十世纪中国画家之前列，就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徐悲鸿、石鲁等之所以没能登峰造极，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其中一个致命的条件——“长寿”。如果再给他们一二十年的寿命，说不定能赶上甚至超过齐白石和黄宾虹。而当下一些中国画家之所以作品平庸，一辈子画中国画，却对中国画一知半解，不识优劣，甚至以优为劣，以劣为优，就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其中之“学识”和“品行”等。因此，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中国画的大家，八大条件必不可少，否则便是十足的愚昧者，甚至会误入歧途。这是从古到今无数中国画从事者验证了的事实。陆探微、顾恺之、谢赫、吴道子、苏轼、米南宫、倪云林、吴门四大家、清初四僧、金陵八家等无不是一个个典型的例子。

邵大箴先生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前面谈及的是先生的“学识”、“品行”和“境界”所在。此外，先生生长在长江下游冲积洲的水乡，滔滔东流的江水，山峦起伏的丘陵，还有崛起的圌山和山颠上的宝塔，自幼培养起了他对山、水与树木的感情。而且，这山水之美在他认为，只有用笔墨才能表现出来。也许这正是驱使他画山水的动因，并从中领悟到不少生活与艺术的哲理。这是他“兴趣”“天赋”“生活”和“勤奋”所在。

邵先生常说，中西绘画虽然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两种绘画形式，但当有其共通的原理。假如有人问，它们之间的差异何在？撇开深奥的学理分析不说，单就中国的水墨来说，它最敏感于表达作者的心灵和情绪。水彩在这一点上与水墨有点相似，但中国水墨以书法用笔为基础的书写，更能表达人的灵性和精神，这一点为水彩所不及。这又是先生“天赋”和“学识”所致。先生喜爱画山水画，他的作品固然画的是江南的山水丘陵，有灵秀之美，但却又不拘于小景。尽管尺幅不大，却可在方寸之间营造出气势。画中虽讲求笔墨，却又不依恋于笔墨。在邵先生这重源于自然的笔墨情趣中，笔墨仅仅是表达心境，表达灵动，亲和自然，“写”自然，才是先生的本来。

古人有山水“畅神”之说，有“卧游”之说，“静、净”之说，也有“搜尽奇峰打草稿”之说，那是指自然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山水之美，可寄托无限的情怀，而要达到那种至高的畅神之境，需要有个人情怀的不断修炼过程。这样看来，畅神既代表一种“境界”，也是在描述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正是先生水墨状态的精神再现，更是本我真我“学识” “境界”的一种自然流露。

邵大箴先生是当今学贯中西的学者，也是“品行”“境界”极高的名家。其为学品阶之高、行谊之正、进径之广，为当代之上乘。他在有生之年，其水墨画领域定有辉煌成就。

 

                                 原载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