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盛唐时期的艺术，无论是诗歌、舞蹈、雕塑，还是书法，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尤其是最能体现大气磅礴、宏伟壮丽的盛唐气象与时代精神的狂草书法，更是“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草书大家张旭的《古诗四帖》，堪称这一狂草高峰的典范之作。

 

《古诗四帖》最早见于《宣和书谱》著录，原名《谢灵运古诗帖》，明万历年间经董其昌考辨，鉴定为张旭所书，后多遂此说。《古诗四帖》北宋时曾入内府，后流入民间，清代又入内府，现藏于辽宁博物馆。此帖书录的诗文前二首为北周庾信的《步虚词》，后二首为南朝谢灵运《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为五色笺墨迹纸本，纵二九.五厘米，横一九五.二厘米，凡40行，188字，是目前国内外仅存的张旭墨迹传本。

 

对于《古诗四帖》,历代评价颇高，被誉为“超绝古今”的狂草书艺术瑰宝。丰坊曾在题跋中说：“行笔如从空中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董其昌也誉其“有悬崖坠石、急雨旋风之势”；今人更是褒奖有加，称其“是张旭全部生命的结晶，是天才美和自然美的典型，民族艺术的精华，永恒美的象征”，“不啻是狂草书法艺术中的一件撼人心魄的经典作品，而且也是浪漫主义艺术风格中的一曲荡气回肠的交响乐。”《古诗四帖》满纸云烟、气度恢宏，令人神旺、催人振奋，其磅礴的气势和激越的情感如杜甫的诗句所赞：“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展读此帖，犹如面对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起伏连绵的崇山峻岭，呼啸奔腾的长江黄河，慑人心魄的惊雷激电，无法抗拒其激情的震撼，不能自抑心潮的涌动。尤其是那激荡着生命律动的线条，“变动如鬼神，不可端倪”：忽如峡谷飞流泉，狂逸奔放，一泻千里，忽如天风挟巨涛，翻江倒海，摧枯拉朽；时而像万岁枯藤，环绕婉转，时而像大漠孤烟，雄浑苍茫，无不体现了盛唐时期雄浑壮美的艺术审美主调。而其直线的峻峭凌厉与曲线的舒展优美，浓重点画的浑厚有力和枯笔飞白的苍劲老辣与纤细游丝的灵动劲健，则又体现了其壮美与优美的统一。张旭用他生动丰富的书法语言，辅之刚柔相济、交织成趣的线条组合，疏密相间、虚实相映的章法布白和跌宕起伏的节奏韵律，营构出一个丰富多彩、变化莫测而又令人神往的意象世界，谱写出一曲雄壮激昂的生命乐章，充分展示出这位狂草巨匠娴熟的笔墨功夫和高超的艺术技巧。

 

人所共知，艺术创造是一种高层次的复杂的审美心理活动及其实现过程，由于创作类型的不同，艺术家的先天秉赋、个性气质、智能心理结构、人生经历和文化素养以及才能技巧等因素，无不制约和影响着其创作过程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由此看来，张旭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意味醇永而称绝于当时、彪炳于后世的《古诗四帖》、《肚痛帖》等狂草书精品杰构，其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三点当是不可或缺的。

 

一、“悲喜双用”的艺术创作类型和情感表现方式。“艺术就是感情”（罗丹语），而书法艺术，特别是狂草书更具有重在表现创作主体内心世界和主观审美情感的特质。清人刘熙载尝言：“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遣”。这就是说，张旭不像怀素那样，排斥非常具体的感情投入与情绪表现，从“淡处”来展示一个“并不容易感伤悲喜情绪的遁世的淡逸的心灵世界”，而是如韩愈所说的，每遇“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将内心的喜怒忧悲付诸毫端，在驭风掣电般的纵情挥洒之中，以悲喜双用、狂放浪漫的抒情方式，运用线条的粗细、强弱、刚柔、长短等出鬼入神，不可端倪的丰富变化，从“浓处”来表现其激荡汹涌的情感世界。张旭将其“驰毫骤墨如奔驷”的狂草书创造过程，化为对其人生体验的诉说和内心感情的渲泄，把书法艺术表达情感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正如邢煦寰先生所言：“张旭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用线条抒情的艺术大师之一”。

 

二、深厚的书法功底、对自然万物的感悟和学习借鉴姊妹艺术并将其融会贯通、“一寓于书”的能力。张旭非独以草书名世，而且精通楷法，故“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也。”（颜真卿语）他自幼随其舅父陆彦远学习书法，并学欧、虞、褚诸家，“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锻造出扎实深厚的功力，尤其深得“二王”神韵。张旭的楷书写得十分工整，怀素称其“楷精法详，特为真正”，黄庭坚称“其书极端正，字字入古法”，“唐人正书，无出其右者。”其传世楷书《郎官石柱记》端丽疏朗，“简远平实，不下虞褚”，苏轼赞曰：“长史《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由此可见，张旭看起来颠狂的狂草书之所以能够臻于“纵而不逾规矩，妄而蹈夫大方”的化境，乃由其“备尽楷法，不失毫发”为基础的。张旭草书师法张芝，出入晋宋，尤其精研“二王”而得其神髓，融汇大王内  、大令外拓笔法于一炉，形成圆头逆入，以筋为主，以骨相辅，具有独特风貌的狂草笔法和迥异于温雅流美之晋韵的雄逸壮美书风。张旭善于观物取象、师法自然而增益其书法的艺术表现力。他“闻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意”，于江岛平沙净地以利锋画而书之，“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正是他游历山川、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和感悟，造就了其“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的艺术创造力。张旭更善于从舞蹈、音乐中汲取营养而为书法所用，他“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闻鼓吹而得笔意法”，从姊妹艺术中悟得书法的进退迎让之法、节奏韵律之妙。尤其是他从剑舞中悟出了狂草书法线条轻重疾徐、抑扬顿挫、迂回流转的丰富变化，悟出了“耀如羿射九日落，骄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的气势和神韵，并将之融入狂草书创作之中，使其草书艺术步入化境。张旭还总结自己的书法经验，形成了包括用笔、结字、章法、境界等一系列见解独到的书法理论，撰为《笔法十二意》，成为后世用笔圭臬。这些无疑为其“挥毫落纸如云烟”而又“奇幻百出，不逾规矩”的书法创作奠定了丰厚的艺术底蕴。

 

三、丰厚的文学修养、纵逸豪放的性情与狂草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书法艺术能否臻于妙境，最终往往取决于创作者的综合素养，如《书概》所说：“书，如也，如其字，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张旭 “为人倜傥闳达，卓尔不群，所与游者皆一时豪杰。”他能诗善文，尤长于七绝，与贺知章、包融、张若虚以诗文并名天下，时称“吴中四士”。张旭初仕常熟尉，又官金吾长史（一说率府长史），唐玄宗时还做过书学博士。虽然官位不显，仕途不畅，但他豪放不羁，才情奔放，且尤喜饮酒，常与贺知章、李白等诗人名流宴饮唱和、放逸如仙而被称为“酒中八仙”。“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法”，颇有悠然自得之乐，杜甫“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诗句，正是其非常传神的形象写照。这种独特的个性，使其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以重在表现情感体验为中心、“在各类书体中通向浪漫主义最便捷的途径”的狂草书法艺术，以其豪放的性格与过硬的书内书外功夫紧密结合，任性恣肆地抒发情感，表达个性。张旭“每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异”。这种狂醉颠逸状态下的自由发挥，是他个性、学养、阅历与其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独特感悟相摩相荡而相互生发的结果，也是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体现，亦即所谓“张颠不颠”是也。

 

张旭被时人和后世尊为“草圣”，“后人论书，凡欧、虞、褚、薛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他的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三绝”，在书法史上高标独树，影响深远，给后世学书者在继承与创新和师法自然等方面以有益的启迪。但对于张旭也有“野道”之讥，米芾更斥之为“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虽说是艺术鉴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米芾之评，显然是受其尊晋抑唐的书学观点影响，单纯以“不入晋人格”为评判标准的，未免失之偏颇。所谓“有唐非晋，风气丕变，若不因时而动，恐张颠未至宋已湮没不闻矣。”（曹宝麟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旭的“变乱古法”，恰恰体现了其可贵的敢于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在“唐人尚法”的时风之下，张旭正是凭着这种“变乱古法”，才实现了对张芝、王羲之草书法度规格的突破和超越，才实现了对摒弃实用、表现感情的狂放浪漫书风的全新创造，才成就了一位狂草书的开派大家而赢得“草圣”之誉。“张旭一出，使书法艺术摆脱了单纯书契作用，一跃成为纯表现情性的艺术品类，与绘画并列于艺术之林。”（朱关田语）“笔墨当随时代。”张旭能够顺应大唐盛世的时代审美需要，创造出狂草艺术的高峰，而欣逢盛世的当代书家，则更应“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以书法艺术反映新时期的正大气象和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这当是我们今天重新解读和感悟张旭及其狂草书法艺术的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