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人生(一)

书法人生(一)(2007-10-23 19：19：47)标签：人文/历史    

  
     巴家嘴、北石窟、太阳池、万佛洞、王符庙、杨大峁、堡子沟、黄花咀、碾子湾，这些最具黄土高原特点的沟沟坎坎，山山峁峁，张维谈起来都津津乐道，意味深长，这就是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多少情多少爱以及多少童年难忘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发生。这里的人文环境和青山绿水，诱发了他热爱书法的情怀，点燃了他用黑白相间的书法来表达这充满情爱的一切。现在张维已成为西北地区一名有很大影响和造诣的青年书法家，犹如一颗耀眼的新星在西北这块土地上冉冉升起，光彩夺目。

                         一、 少年痴迷书法道

 

       张维1968年生于甘肃省镇原县太平镇幕坪西庄村。从庆阳市西峰区的市区向西行，翻过蒲河就上了太平孟坝塬，说是塬，其实是一个宽不到六、七公里，长不到六十公里的细长带子小平原，带子的东边是蒲河，西边是交口河，交口河注如入茹河，三条河流把太平孟坝塬紧紧围住，直流到北石窖寺相会，这三条河和一个塬世代绵延，相得益障，养育了太平孟坝塬八万多人口。张维就出生在太平塬离太平镇1公里处的西庄村，又名坡铺口。
       据说坡铺口人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底下孤身逃荒一人来到这里的。这个大槐树具体在山西什么地方，现在也无从考证。这个人名叫张宝林，他历尽艰辛从山西大槐树下逃荒落户到了太平的坡铺口，圈地为田，成家立业，繁衍了张氏家族。由于祖辈治家有方，家道宽舒，常接济穷困之人，善帮左邻右舍，使其成为坡浦口人气最旺的家族。
       张维的爷爷张生田继承祖业，以种田为主，勤耕农事，家道宽余，生有四子一女，但他深知读书对培养后代的重要性。教大儿子张种源、三儿子张根源在家务农，操持家事。同时，不惜金银，送子读书，在30年代就供张维的二伯父张世源考取清朝名士左宗棠建立的书院----平凉柳湖书院（后改名为平凉师范专科学校）读书。解放初，又供张维的父亲张德源考取兰州大学读书，当时兰州大学的校长是林迪生，后张德源相继在甘肃省水利厅、黄委会工作，据张维的母亲回忆，张德源从兰州调回西峰时候，他的书籍就拉了一解放牌汽车，当时，由于西峰镇到太平镇是土路，还不通汽车，三叔父和大叔父两个人赶了两个牛车从西峰把父亲的书拉回到坡铺口的家里，这些书籍包括地理、地质、历史、人文、社科、数学、物理、文学等各个方面，有些书籍父亲在上面都有好多圈点和注解，同时，还有父亲的好多读书笔记、科学调查资料，据父亲后来八十年代回忆说，这些资料中有好多是他在大学期间和参加工作以来，承担的设计、实验和测试的科学数据，是十分珍贵的，在甘肃的地理地质上都是具有开创性，他和同学刘诗惠共同完成的论文《兰州市现代地质地貌调查报告》，在五十年代初，对兰州石化、兰州炼油总厂等大工厂的厂址的选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刘诗惠后来长期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好多资料对后人研究这方面提供了科学根据。可惜这些书和科研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太平公社革命委员会和幕坪大队的干部拿了大半作为“破四旧”，据说一个叫杨持元的大队支书和生产队的张佩、张虎的，还隔三叉五要在这些书里找出什么“资产阶级”，迫于无奈，只盛下的少一半书，母亲不忍心的只好用来点火烧土炕来烧毁父亲的“罪状”，这样烧炕就烧了好几年，现在老家剩余的有20000余册的书籍只是一些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且乡村干部看不懂的“不太好看的”专业书籍。张德源在兰州、西峰、环县、镇原工作的各个期间，和他交往过的知识分子，对他都有一个中肯的评价，说他这个人知识渊博，那方面都有研究，是个“活辞典”。对子女的知识培养，家簇中普遍重视教育，耕读传家，现三代旁系血亲关系的张氏家族考上大中专30余人。张维兄弟姐妹八人，其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5人，小弟张强现在西安交大攻读博士学位，张维之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张维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底蕴浓厚的家庭里，对他以后成为书法家奠定了基础。
       张维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实际对他来说，父亲在兰州上班，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姐妹生活在镇原农村，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听家里和村子里有点文化的人说，父亲是位大儒，是一个有高深文化的人，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一年回家才几天，晚上还要看书到深夜十二点多。那时，他把父亲看的很神圣，有时，他偷偷的翻看一下父亲的读书笔记和书，他什么也看不懂，只感觉父亲的字写的特别工整好看，大大小小，疏疏密密，也有偶尔的调皮字烘托了整篇整行的谋篇，这些对小张维爱好写字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实父亲在工作和科研之余，一生中刻意练习书法也有十几年的工夫，他主要临写的是柳公权的字迹。到后来张维七八岁开始练习书法时，父亲还经常给他指点，在小张维的记忆中，父亲每年过年回家，总要写春联，还对每个字的一笔一划边写边讲解，使张维幼小的心灵中瞒下了书法的种子，当时，父亲给他说的“写好风飞家，必定是个大写家”这句话，张维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碾子岗岗居住的那段日子里，张维的最初记忆清晰，父亲每次回家回来时，都要买很多的糖果、罐头和小吃的东西，他们兄弟姐妹和三个侄女和侄子，同时上学的学生最多是有九名，由于孩子多，父亲给他们分发。在张维的记忆里，小的时候，有两个特别盼望的时间，第一是父亲回家，第二是过年。盼望父亲回家不但可以带回好吃的东西，还可以听父亲带有知识性很强的古今名人成材故事。记得1981年，父亲由于有病回老家休养近两年，在这段时间里，父亲给张维留得印象是，平时很爱他的孩子们。对家里人体贴入微，和家里人聊天。在夏天的夜晚，在院子里放一个小桌子，吃第一次小麦刚磨出的面做的面条，特别的好吃，有一种喷香的麦香的味，每当在这个时候，父亲会给大家讲一些他在甘肃其他乡镇包队的有趣见闻，惹的全家人大笑，而他开怀的笑声给张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在那段时间里，父亲和村子的农民经常来往，他把自己看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现在有些人还追忆他的为人，感到亲切。张维中学毕业后，1985年考到外地上石油专业学校，父亲特别高兴，记得在镇原县城的上马台，父亲领着张维在秦园子、茹河岸边散步，一步一叮咛，从生活起居到学习生活，从为人出世到以后工作，想的入微周到，张维说至今想起来心里都暖烘烘的。在张维上学的三年里，每年的暑假寒假回家和到父亲那里，都是一次次的感情激越，在每次离别的时候，父亲都会送张维到车站，当时，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还拖着病体，这些叫人想起来难受。1988年，张维被分配到克拉玛依工作，父亲一夜未合眼。
       对于书法的痴迷与喜好，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情愫，张维对于书法的爱好是骨子里就带着的。记得张维五岁时，村里有一家人过喜事，按照乡里的规矩，在座席（西北陇东地区过事时吃饭的一种风俗）时，辈份最大的或者尊者坐在正堂，所谓正堂就是在饭桌的正上方挂上字画的位置。按当地风俗，这种吃饭时的等级是非常严格的，其他人轻易不能坐在正堂的位置的，张维的母亲带他去参加时，他非要坐在正堂的位置，母亲怎么哄他都不行，其他人给他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不要，哭着闹着还是要座到挂有字画的位置，没有办法，还是破了村子里的第一次规矩，让他坐在了挂有字画的位置，他才转哭为笑，用小手摸着字画上的字问母亲：“为啥大人才能坐到挂有字画的地方，小孩为啥不能”。母亲给他解释到：“有字画的地方叫正堂，是尊贵的人才能坐的地方”，尽管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不明白尊贵的人是怎样的人，而他明白这个位置受人尊重是因为这里挂着字画，他把这个受人尊重的地方与书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对书法产生了执爱。从此，每当村里过红白事，他都要去看看字画、牌匾，对那些书法作品看的如醉如痴。

       在他快上学的前夕，父母发现了他的爱好，给他买了毛笔、砚台等练习书法的用品，教他开始练习书法，尽管当时他年龄小，连笔都拿不稳，但他那份专注与认真让大人都感动。
       提到张维对书法的热爱，这里还得介绍一个对他书法有重大影响的人，他的二叔父——张世源。张世源1937年考入平凉柳湖师范，学习四年，于1941年毕业，他知识渊博，喜爱书法，精通礼仪，受人尊重，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在政府机关任过文职官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划为四类分子，下放回家劳动改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了各种非人折磨，61岁含冤离开了人间。就在张世源下放回家期间，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挨批挨斗，在这样的岁月里，依然酷爱书法，偷闲练习。在这段时间里，小小张维就成了张世源志趣相投的朋友和精神寄托的唯一支柱。他想把自己的知识、书法技巧传授给张维，从此，张维有了书法上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二叔父手把手地教他练一撇一捺，给他讲书法的源远，讲书法的字、形、意及精气神。张维非常用功，长进很大，在7岁时，就能挥毫写出斗大的书法作品。
      记得有一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在窗前飘舞，张维跟二叔父在寒冷的窑洞里练习书法，几个人冲进来，把二叔父连打带拖拉出了家门，当时，张维的二叔父由于多次捆绑扭打已将左腿治残，行走艰难，几个人拖着二叔父在雪地里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印迹，张维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只知道哭，当他反应过来时，二叔父已经被拖走了，张维顺着雪地留下的长长印迹，找到了场房（当时生产队用来打碾、贮存粮食的地方），看见二叔父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小小个头的张维哭着喊着去打那几个人时，其中一个人一脚把张维踢到了门外，张维哭着，在场房门前找了把扫帚，在场房门前的空地上大大写下了“你们是坏人”几个醒目的大字，那笔画、那痕迹饱蘸着一个小小少年对邪恶满腔的愤怒与对二叔父受到的非人折磨的深深同情。第二天，因这几个字可害苦了张维的家人，那些人将他的母亲叫来在群众大会上作检查。那时，张维的父亲在甘肃水利厅工作，那帮人硬说张维的举动是他母亲教的，是张维家里有黑后台（指张维的父亲）。就这样，由于张维写的几个字，家里人也跟着受了不少苦。    
        那时张维的父亲也被打成“臭老九”，工作由甘肃水利厅下放到了环县红德十八亩台村的水土保持科学实验站改造，整天在深山沟里为生产队放羊、搞野外调查，早晚吃不饱饭，饿得全身浮肿，工资少得可怜，自己的性命都早晚难保，更谈不上照顾家庭，家里只有张维的母亲拉扯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由于张维的几个大字，给家里招来了不少麻烦，生产队经常以“黑后台”和“臭老九”的名义看不起，把张维的母亲和哥哥、姐姐作为作为贫下中农的“敌人”进行污蔑。当时，他的家庭全靠二哥自强一人全力凑合着家庭，大哥张淼由于实在受不了生产队的高压于1968年参军，在部队服役期间，由于一定要为父母争气，积劳成疾，1974年转业不到一年，英年病逝于西峰，葬于八里庙陵园。他的大嫂也狠心的离家改嫁了，使本已悲惨的家庭雪上加霜。当时家里唯一的财富和动力就是父亲从远处给母亲捎回来一句话“无论怎样，让孩子好好念书”。可读书由谁来供养呢？他的家庭在生产队里被“贫下中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根本没有一点生活的基础，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知道做人下人的滋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给张维一家带来了新的生活契机，同时也为张维学习书法注入了新的生活基础和血液。他的父亲也走上了正常人的工作和生活道路。他有幸通过父亲的工作关系，接触到刘炳森、启功等书坛大家，在通过深入临练和学习，他有感于中国书法必须讲究气韵神采，含蓄洗练，富有意境，因此他更潜心研习，逢人拜师。开始寻求与常人不同的表现感情表达方式，开始了他书法创作的艰苦卓绝的“长征”。
       到了他能骑自行车的车龄，他便单骑到崆峒山、北石窟寺等陇东名胜，实地临写了大量的古代碑贴。至今他还保存着《郑文公碑》的临摹作品，当时由于父亲的推荐，还送到庆阳地区书画展上展出。在镇原和庆阳一带，至今有些老书画家还记起，镇原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临碑功夫引起庆阳地区书画界的赞佩和惊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张维的家庭带来了突飞发展：父亲工作顺心，他能从事他所钟爱的水利、地理事业，亲自设计了好多水电项目，如董志塬农业规划、巴家嘴水库二期工程、寺沟水电站、西杨水库、吴家沟水库、宁县老虎沟、太昌万亩样板田等工程的设计，造福陇东老区人民，同时，他还继续完成了他在五十年代以来完成的兰州市现代地质地貌规划、泾河流域地质地理勘察，测定红土泻溜面，四十多年来在黄河流域推广，效果明显。但是，父亲由于在文革中受到的打击，使他的身体日渐不行，夜以继日的工作，只能加快他身体的崩溃，1989年底父亲带着一代死不瞑目的知识分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其实现在想一想，人生真正神圣的时刻在于他最苦难的时刻。因为幸福总是虚浮易忘，而苦难却使他刻骨铭心。他便以书法来抒发他的酸甜苦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