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与君谟论书》作者献疑

大良城人 07/31 23:40
《记与君谟论书》作者献疑
于军民
 
《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六十九有一则书帖题跋,名《记与君谟论书》,其中写到:“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近年蔡君谟独步当世,往往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言,学书如泝急流,用尽气力,船不离旧处。君谟颇诺,以谓能取譬。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竟如何哉?”(2193页)这则文献被书法史论者广泛引用,以说明苏轼对蔡襄书法的推重。其实,这则书跋并非苏轼所言,真正的作者应是欧阳修,《苏轼文集》误将此文纳入苏轼名下。
在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对《记与君谟论书》一文所记之苏轼与蔡襄论书一事有如下说明:“轼与襄论书,为自此至赴凤翔前事。《总案》系入嘉祐二年,误;时襄知福州,见《淳熙三山志》卷二十二(襄以嘉祐元年八月知福州,三年五月移知泉州)。”(81页)苏轼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时年22岁)三月与弟辙同年进士及第,四月即奔母丧回到蜀中,本年未回到京师。可见本年与蔡襄根本无缘相见,论书一事无从谈起,所以孔凡礼认为论书一事系入嘉祐二年有误。孔凡礼所认定的相见时间,是指嘉祐五年(时25岁)五月至嘉祐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赴凤翔府签判任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苏轼与蔡襄均在朝中。嘉祐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苏轼还参加了仁宗皇帝主持,蔡襄、司马光等为考官的制科考试。孔凡礼或许就是以此为由认定二人论书就在这段时间。其实,这段时间亦不可靠。联系论书中提及的“今思此语已四十余年”,若是嘉祐五、六年,当时苏轼二十五、六岁,两个时间相加,差不多已经超出了苏轼的享年。苏轼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辞世,享年66岁。
《记与君谟论书》其实本不是苏轼与蔡襄二人的论书,而是苏轼的恩师欧阳修与蔡襄二人的论书!欧、蔡二人同辈,是相交颇深的老友,时有书画之论。欧阳修十分推崇蔡襄书法,称其书法“独步当世”、“书擅当世”。他说:“予友蔡君谟善大书,颇怪伟,将乞其大字以题于楹,惧其疑予之所以名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九)“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二十七《归田录》之二)“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八)欧阳修对蔡襄类似的评价还有不少。在宋初书坛,正因为仁宗皇帝和文坛领袖欧阳修以及文章大家梅尧臣等的推许,蔡襄书法才名重一时。“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宋朱长文《墨池编》卷三)。二人同为朝中重臣,加上志趣相投,论书一类事是常有的。欧阳修曾记如下论书之事:
右《阴符经序》,郑澣撰,柳公权书。唐世碑碣颜、柳二家书最多而笔法往往不同。公权书《高重碑》,余特爱模者,不失其真而锋芒皆在。至于《阴符经序》,则蔡君谟以为柳书之最精者,云:“善藏笔锋”,与余之说正相反。然而君谟书擅当世,其论必精,故为志之。治平元年(1064)二月六日书。(欧阳修《六一题跋》卷九《集古录·唐郑澣阴符经序》)
 由欧阳修在这里所记之事我们看到,二人论书,往往以蔡襄为主,个中原由,即如欧阳修所说:“君谟书擅当世,其论必精。”在中国书法史上,欧阳修的功绩在于唤起了对宋初书法靡弱不堪的忧患意识,并撰成对书学、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集古录》。欧阳修的书法早年并不出众,后来在与蔡襄等的交往中以及在编撰《集古录》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才日趋上乘。正因为如此,执文坛牛耳的欧阳修才会在品评书画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不自信。二人在品评书画时的这种主次关系正与《记与君谟论书》同,所以《记与君谟论书》应是欧阳修所作。
另外,《记与君谟论书》一文有“予尝戏谓君谟言”一语,也不符合嘉祐年间苏、蔡二人的年龄差距、身份地位及由此建立的私人关系。嘉祐年间苏轼初登第,而蔡襄乃朝中重臣,二人应是初次结交,且长幼有别、尊卑有别,怎么可能有“戏谓”之谓呢?这显然是老友之间的亲切交流。所以就这一点而论,也应是欧阳修所作。
《记与君谟论书》写到“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可见作者本人是称赏苏舜钦的。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时有唱和。欧阳修曾作《学书二首》,其一云:“苏子归黄泉,笔法遂中绝。赖有蔡君谟,名声弛晚节。”(《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四)其意与《记与君谟论书》所写完全一致。而苏轼曾批评苏舜钦、苏舜元兄弟书法“俱太俊,非有余,乃不足也”。(《苏轼文集》卷六十九《杂评》)因此苏轼对苏舜钦书法的批评态度使他不可能说出“自苏子美死,遂觉笔法中绝”的意思前后矛盾的话。
翻检《欧阳文忠公文集》,在卷一百四十九中有如下记载,更可说明《记与君谟论书》乃欧阳修所为:
圣俞诗屡见许,甚渴见,何必自写,小儿辈可录。某亦厌书字,因思学书各有分限,殆天之禀赋,有人力不可强者。往年学弓箭,锐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后又见君谟言,学书最乐,又锐意为之,写来写去却转不如旧日,似逆风行船,著尽气力,只在旧处,不能少进,力竭心倦,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笔迹,真可贵重也。
在这里欧阳修表达自己学习书法过程中的苦闷彷徨的思想,用的就是与《记与君谟论书》一样的逆风行船的比喻,两者意思完全一样。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证明,《记与君谟论书》一文就是欧阳修所写,而不是苏轼。论书是欧、蔡之间而不是苏、蔡之间的行为。书法史论者在引用这则文献时,应自觉将其归入欧阳修名下,才能避免继续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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