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时期，随着北魏碑刻的大批发先，碑学兴起，结束了帖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三代金文、秦汉刻石、南北朝摩崖、造像等六朝碑版书法所突现出来的或古朴无华、或雄强博大、或稚拙天真、或浑厚遒劲的书风以及所蕴含的山野气息使人们耳目一新，改变了书家的审美观念。一些文化巨子、有识之士身践力行，推波助澜，给书坛带来勃勃生机。
碑学在这次现代转型发展中，大约形成了三大风格流派。一是追求碑骨帖魂的碑派行书，以康有为、沈曾植、于右任为代表；二是追求正宗碑派的正大气象，以李瑞清、曾熙为代表；三是追求北碑穷乡儿女造像的丑拙之美，以徐生翁为代表。这三大流派可谓碑学发展之劲旅，对书法艺术的多元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建国后，由于受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碑学已趋式微，碑学精神几乎丧失殆尽。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经济日渐复苏，中华振兴在即，碑学书家亦应运而生，碑学精神再度得以弘扬。李进学先生凭借坚实的北碑书法功力脱颖而出，成为是时之翘楚、中原书风的杰出代表。其所创制，刀刊斧凿，气骨开张，雄浑博大，于以上三派之外再开一派——新龙门碑派。为书界首肯和激赏。
为进学先生写篇文字是件很愉快的事情，然而，小才大任，谈何轻松！
题目是早就想好的。我只所以以此为题，是缘于李氏书法那粗犷豪放的艺术个性和博大宏阔的人文精神在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常常反思自己，又常常陷入迷惘之中——当今时代，书法究竟要表现什么？是延续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作先贤的附庸？还是遵从石涛上人的六字箴言“笔墨当随时代”，表现堂堂正大之气？
我信奉石涛！因为徐悲鸿先生也讲过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话：“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的今天，闲情逸致的山水画，尽管它在历史上有极高的成就，但它不可能对人们起教育作用，也并无其他积极作用。”徐先生作为一代书画大家和著名美术教育家，发此宏声，绝非偶然。虽说的是绘画，而书法亦同此理。这是否能给当代书坛一些开示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能否像石涛说的那样“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无愧于这个时代？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文化人和每一个从事书画创作的同仁们很值得思考并且应该身体力行的问题。
我认为李进学先生首先做到了。
纵观李氏笔墨，全在一个“大”字。我曾无数次获观先生挥毫，从容不迫，指挥若定，令观者无不称快，。其深宏雄大、腾挪拙重之状似是宇宙奇观，无所不包。一字有一字之天，一行有一行之天，其自然突出的风骨犹大丈夫力能扛鼎，无有不可担当者也。究其渊源，汉碑植其基；唐楷绳其法；明清树其骨；北魏成其象。可谓有容乃大，崭然大家风范。
先生一介布衣，出身农门，对艺术却情有独钟，耽于翰墨，有穿砚之功。早年从汉碑入，继而习唐楷，濡染明清诸家及《张猛龙》、《郑文公》诸碑，最终以《龙门二十品》安身立命，成一代大家。先生于《始平公》、《孙秋生》、《魏灵藏》、《杨大眼》用功最勤，而于《始平公》浸淫尤深。康有为先生称龙门石刻“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轨也”。《始平公造像》则是龙门石刻中的代表作，为二十品中的第一珍品。启功先生亦有“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赞句。此碑方笔斩截，笔画折处重顿方勒，结构扁方紧密，点画厚重饱满，锋芒毕露，雄峻不凡，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代表。先生于斯着力，拟笔为刀，斫纸有声，寓刚于柔，又超以象外，巧妙化出。以豪迈激烈、沉雄伟岸为精神指向，营造出老笔纷披，波澜壮阔的碑派书法意境。观其行楷，字小神旺，拆无懈笔，鹰扬鹄落，振迅天真。隶书脱胎《曹全》，融《鲜于璜》、《郙阁颂》参以造像笔法，不激不厉，平中寓奇，得大自在。行草书借气王觉斯、傅山、康有为、蒲华。大气磅礴，有排山倒海之势；险象环生，又擒纵自如。而激荡忧思，乱头粗服，则工拙无心，不工最工。比之京戏，绚丽处若文武花衫，厚重处如铜锣大面，其神明变化，可比之武生，长靠短打，随机应变，皆极自然。其作品八十年代于河南首届“墨海弄潮”十五人展惊动艺坛，巨幅大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成为河南书法的“艺标”，是其壮岁之代表作。其后酒酣胸胆、熔冶陶铸，而今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尤其榜书，缩小，精扬神驰；放大，则愈大愈妙，雄伟壮廓，慑人心魄。写碑，其优长就是要大感觉好，在创作过程中，幷不计较在细部处作秀。我观李公用笔，往往曲折迂回，正、侧、藏、露互用，笔笔能留得住墨，笔笔能压得住纸，其圆转外拓之势极得鲁公真意。用墨则躁润相间，浓重处若夏云奇峰，枯破处似干裂秋风。章法经营则如山岩瀑布，纵横奔突，随行赋形，行宽意密，笔尽而势不遏。巍巍大观，给人以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之感，又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之慨。令人荡气回肠，惊心动魄。于此敬畏之际，窃以为先生书法如能进一步在用笔上理性经营，即可涤除某些粗疏之嫌，从而提升作品的内涵和品位。
先生亦擅丹青。最初为油画，有较强的造型能力和色彩意识。后以书法为主，奠定了坚实的线条功夫，为中国画的“写”和“创”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当今画家能不能成为真正的画家的必须条件。国画大师潘天寿先生曾经说过：“画以书为高度，书以画为极则。”黄宾虹先生也讲过类似的话：“中国画诀在书法，不观古人所论书法不能明，笔法练习，画务之先。”由此可见书法于国画的重要性。先生的画以花卉为主，牡丹、梅花见长。画格以“龙门”为魂魄，以书法作画，将魏碑精神贯穿始终；以潘天寿为形质，笔墨苍古，沉雄老辣，每作必有奇局，形简而意远；以吴缶老为精神，构图宏阔，浑厚苍莽，清旷大气，给人以阳刚之美，无丝毫媚态倦意，成一家之言。伟大的荷兰印象派画家凡·高说：“我不可能把我唯一的生命耗费在给非常愚蠢的人画非常蹩脚的画上，做艺术家并不是意味着卖个好价钱，而是要去发现一个未被发现的新世界。”可怜凡·高！壮哉凡·高!潦倒一生，1890年在抑郁中自尽，年仅37岁。我们今天需要的正是凡·高的这种纯洁而且无私的创造精神。从这一点上说，李公之画亦属前无古人，戛戛独造。可称为“龙门画派”之开创者，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相信自有公论。
中国书画真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文化、思想、精神、人格最伟大的承载者，不负千年斑斑墨迹。根植于中华民族思想深处的儒家、道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精神修为。儒家注重人事，积极入世，尊从伦理，强调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道家则追求自然，主张“无为而治”，远离尘世，求得精神的解脱。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是这两种思想交融、碰撞、融合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主体。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必须同时兼具儒道两家之气质，以出世之思想作入世之事业，否则，难成大器。吾观李公作品，笔墨积极，坚毅、果敢，催人奋进，恰是儒家审美思想的写照。而其立身处世，直道如弦，荣辱不惊，恬然肆志正暗合了道家的审美境界。儒道互融，互为表里才成就了今天的李进学。
李公敦厚，春风雅量，在书画界有很好的人缘。尽管名重，从不以大家自居，人喜与交之，无俯仰之累。李公能饮，三三公岁（按李公说法），容光焕发，依旧海量。大宴小席，皆淡定自若，仿佛与上帝同吃同坐。而谈吐风趣，不时幽上一默，即令座下忍俊不禁。伸拳行令，见王者气，手挥目送，有儒者风。磊落襟怀，令识者缱绻，不敢忘怀。余更私心艳羡，惜学亏词穷，笔墨殊难尽宣。现有小句八行以示同仁，并作为本文的结语。
洛阳鹅池一代骄，大笔如椽意气豪。
事业天马惊四座，操守人龙羡九皋。
仪态雍容观自在，雅量春风感尔曹。
陶铸龙门真魂也，心雄万夫笔似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