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要匀称美观，有两大要素：一是笔画要劲挺好看，二是它们在字中的位置要适当—这就是常说的“笔法”和“结构”。那么，在教学中，这两大要素哪一个更重要、更核心？
“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传统书法教学，都把“笔法”奉为至尊。所以，延续至今，教材里讲书法，十之八九都是“用笔”的内容；课堂上练功夫，大部分时间也一定是消磨在“点横撇捺”之中。点有多少种、捺有多少类，更有“悬针”“垂露”、“方圆正侧”数不胜数。就是钢笔字，老师的讲解，也反复强调“行、驻、顿、挫”。
这个结论对吗？似乎毫无疑问，早成定局。
可是，再优美的笔画，只有附着在合理的“结构”上才能“锦上添花”。假如结构先已东倒西歪，就是用了王羲之、颜真卿的笔法，这字也无法组合成漂亮的造型。所以，重视结构，“先正房架再聚砖瓦”，才是科学合理的。在硬笔字中，“结构”更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书法家启功先生针对赵孟的“用笔为上”论早就提出质疑：
“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
他认为结构不但重要，而且还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
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却不是书法教师所能普遍接受的。学生用在琢磨“结构”上的时间远远少于用在“用笔”上的时间。其结果可想而知：学生一旦回到日常的书写中，用笔的技巧没了用武之地，而结构的规律老师没教、自己没学，于是自然就信笔为之，任由西东。
为什么总是少讲结构多练用笔？其中有一个“隐私”，是“用笔有得说，结构空无凭”。古今名家讲用笔，长篇大论、口若悬河；但一说到结构，常常一语带过，比如“上紧下松”、“左高右低”之类。这类的说法，缺乏量化分析，很难解决具体问题。比方课堂上老师提醒：“这个字是左高右低”。结果字写出来，“左高右低”都做到了，但几十个人笔下的同一个字，还是“千姿百态”，为什么？因为“左高右低”人人看得见做得到，但究竟“高多少”“低几许”，在“数值”的把握上，却是可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
正确的理念应该是：掌握“结构”，才是写好字的核心。在间架结构的研究上，时人不断探索，创造出回宫格、新米字格、包络网格等各种书法字格，对结构的“量化”无疑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只是鱼龙混杂，需要大浪淘沙，去芜存菁。
二、“取法乎上”，还是“取法乎适”？
其实学习书法“取法乎上”本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可由于学书对象的不同，有时也要做出某种灵活的转换。一些名碑名帖或者变化多端，使人捉摸不定；或者字迹模糊，令人不知所措。因此，针对少年儿童的书法教学不仅要“取法乎上”，还要“取法乎适”。因为，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少年儿童书法学习在入手方面，有一个原则需要牢牢把握，就是兴趣培养与技巧学习。只有选择易于掌握，同时具有一定技巧法则的范本，才能使教学质量和水平有所提升。汉代的规范隶书，如《乙瑛碑》，其用笔的起伏变化比唐楷要简单许多，结字规范，非常适合少年儿童作为学书基础。在选择版本时，尽可能选择印刷精良、字口清晰的墨迹本。为便于学生体会其用笔，还可以参阅近代甚至当代人的临本。唐代以后，楷书方面卓有成就的，只有元代赵孟一人。他的行书灵活不失楷书法度，极好地结合了艺术性和实用性。因此，对于学过隶书的学生来说，再转学赵体行楷，自然事半功倍，赵体行楷用笔的灵活性、生动性，又能为行草书的学习作极好的铺垫。
综上所述，以“取法乎适”作为学书切入点，再加上正确的引导，学书者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的进步才是有可能的。
三、“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作为少儿书法教材，在用词造句上理应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然而，综观各种书法教材，“行驻顿挫”、“起承转合”等半文不白的词句充斥其中。如一教材介绍“仰短横”的写法：“形态向右上仰起，落笔轻，渐由轻而重向右上仰收笔，再顿笔向里收笔。”很难相信这段文字对学生写好这个笔画能发挥正面作用。有句话叫做：“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是越发糊涂了。”
古人论书法喜欢用形象化的语言，“屋漏痕”、“绵里藏针”等是非常生动传神的比喻，这是个好传统。可是，在使用白话文的今天，不加选择地套用古人的词句，肯定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