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和书法

父亲、我和书法

余明晓

 

从小学八九岁开始临《多宝塔》算起，我练习书法断断续续也有二十六个年头了。

贴是叔叔的一位老师送的，第一次看到黑纸白字的书，感到新鲜极了，不知怎么用，想起学校里老师教的描红，就开始动手，笔一下去，白字和黑纸连成一片，字没了，变成一片黑。记得父亲回来看见，举手要打，又放下了，狠狠地说：“好好一个贴，被你弄成这样。帖子只能临，不能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管书叫“贴”。心想，什么临什么描，都怪印书的人，非要搞成黑纸白字，难道不知道毛笔一下去就会把字都涂掉？害得我差点挨一巴头。父亲拿起我的大楷本，用长满茧子的粗手照着字帖写了一个“平”字，说：“这样照贴写”。我心想，看你那手，哪像写字的，偏要划在我本子上。但我还是明白了一点：照着写，就叫临。一次语文老师检查本子，在父亲写的那个“平”字上画了个圈，发本子的时候对我说，“写了那么多，就这个字顺眼。”我吃了一惊，没听错吧？老师居然说父亲的字“顺眼”！这以后，我对父亲的感觉变了。

父亲是文革初期的高中生，是当时村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毕业后的专业照例是种地，业余也搞点家教，学生有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妹妹。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强壮有力的庄稼汉，一大包谷物一甩手就能扛在肩上。自从那次老师说他写的字“顺眼”以后，我开始有点崇拜他了，因为他不仅力气大，还能写字，写的字连老师看了都顺眼。

村里有位姓穆的先生，那时也该有七十岁了，写得一手好字，是全村公认的大手笔，听说国民党时候就是本地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才子，本来在一个中学里教书，后来不知怎么当了反动文人，先被劳教，后释放回家，也种地，哪家有个大事小情，婚丧喜嫁，自然都请他出面写记、主持。因为能讲故事，所以像我一样爱听故事的小朋友总是缠着他。一年春节，穆先生给邻居写春联，我在旁边看，他写的字里也有一个“平”字，跟我父亲写的那个“平”一模一样，我说，“穆爷爷，您写的字真好。”穆先生停下笔，从镜框外翻起瞪圆了的眼睛，左手摸着我的头说，“娃呀，你爹比爷爷写得好。要不是那年月，他一定是个人。”我不知道什么“年月”什么“人”，可全村人人敬重穆先生，拿他当神，穆先生却夸奖我父亲，父亲肯定有特别之处。此后，我感觉父亲的粗手不再那么粗，上面长的茧子也不再那么碍眼。我开始一心学他，连握笔的姿势都学。每次买回新本子或者发新书，我都请他替我写名字，还要求非得用毛笔写。去到学校往桌上最显眼的位置一放，只要有人看，我就得意洋洋的说，“我爹写的！”

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我开始练习写较大的字，大字费纸费墨，家里仅有的一点报纸写完了，就用用过的作业本写，可作业本也没有多少，自己想了个办法，先用淡墨写，干了再用浓墨写，一层又一层。一次，父亲指着大门的门槛石说“你用水在这里写吧。”石头是长条形的，也不知在门口呆了多少年，父亲曾说他记事时就在那里。可能是年月久远，被踩踏得光滑锃亮。在石头上用水练字？要不是从父亲嘴里说出，打死我也不信。一试还真行，又流畅又清晰，不用当心写错，可以随意挥洒，而且写着后面前面就干了，从头再写，多省事。这以后，清水代替了墨汁，石头代替了纸张。每天放学回家，我就蹲在石头上，忘情地鬼画，家人从我的“大作”上跨出跨进，可从没踩过一脚。现在想想，我的悬肘功夫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练就的。可能有时太尽兴了，写着写着，就开始龙飞凤舞起来，父亲瞟一眼：“走都走不好，就想跑，老实点！”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本首页被涂黑的《多宝塔》我一直带在身边，那块大青石孤零零地躺在门口，穆先生不知去世了多少年，父亲也已跟当年的穆先生一样衰老，而我，回家越来越少。“老实点”，成了父亲给我的最动听的话——无论是学艺还是做人。

 

                                               2009年3月13日于昆明碧鸡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