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一道，无疑以汉碑隶书为最高境。汉以下晋以降千余年，尺牍倡兴而碑版式微。至清，碑学复兴，始有伊墨卿、邓完白、郑谷口、何子贞诸大家出，然终不离“蚕头雁尾”窠臼，盖以简帛出土较晚，清人未及见也。
今人学隶，或纯以汉简，或纯以汉碑，互不相镕，墨守成规，追逐时风，堕于流俗，鲜有创造。鄞县鲍贤伦先生以秦汉简帛意趣入隶，舍弃点画装饰，出以质朴简约用笔，温润高古，朴秀雄浑，虽渊薮汉人成法，然面目迥异于时人。人谓其“隶书探索具里程碑意义”，不为溢美之谀词也！
余于《礼器》、《石门颂》及《好大王》、《广武将军》诸碑沁淫既久，不得门径，无以畅快，亦渐自生厌。此次所写，初临《张家山汉简》，或拟鲍贤伦先生法，虽不得皮毛，亦觉新鲜生猛，聊胜流俗。自谓：宁与一人似，不与时俗相仿佛耳！
今人学隶，或纯以汉简，或纯以汉碑，互不相镕，墨守成规，追逐时风，堕于流俗，鲜有创造。鄞县鲍贤伦先生以秦汉简帛意趣入隶，舍弃点画装饰，出以质朴简约用笔，温润高古，朴秀雄浑，虽渊薮汉人成法，然面目迥异于时人。人谓其“隶书探索具里程碑意义”，不为溢美之谀词也！
余于《礼器》、《石门颂》及《好大王》、《广武将军》诸碑沁淫既久，不得门径，无以畅快，亦渐自生厌。此次所写，初临《张家山汉简》，或拟鲍贤伦先生法，虽不得皮毛，亦觉新鲜生猛，聊胜流俗。自谓：宁与一人似，不与时俗相仿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