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随造化 书品共人和”解读

                                         作者：波克

     著名书法家、军人倪进祥(倪进祥，1972年出生于安徽无为。1989年在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深造。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楹联书法艺术委员会常委，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曾应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撰写嵌名联。其作品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展》、《全国第一、二、三届楹联书法大展》（第三届获提名奖）、《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大展》、《全国隶书作品展》、《首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精品展》、《全军第三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获奖）等国家级展览，并在《全国第五、六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在95年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书画家罗传书的作品展后，欣然题书四尺五言对联一幅“传神随造化，书品共人和”。概括地表述了罗传书作品的精髓及其人品。

    “传神”出自《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阿堵即“眼睛”,顾恺之认为绘画传神处不在。唐人司空图论诗：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酸咸，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酸咸之外者何也？味外味也。味外味者，神韵也。凡能传达这种神韵的，便叫“传神”。

　　“传神”作为谜法，在一个“传”字。在谜中如何传达神韵？同昌韩振轩（韩英麟，字振轩，同昌人）论“传神格”时说：“此格与会心、拢意不同，彼以事体言，此以动作言。”这说明“传神”是在谜意中从事理上作点化，动之以情，达之以理。这种点化有从一字上传神与一句上传神情之别。

    “传神”作为 “神品”，即“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在事理上“以动作言”，从动中点化其神；欲窥其巧者，只有从味处体味出它的神韵来。自古以来从来强调“传神”，要求“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中国古代艺术更侧重于思想感情的表现。清朝唐岱的《绘事发微》认为“画山水贵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也。凡物，无气不生…… 然有气则有韵，无气则板呆矣”基于气韵说的画论认为，一幅画若没有《画之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即使它在其它五法方面无可非议，也仍然不过是出自“众工”之手的死画，而不是活画、真画。正如元杨维桢认为，画贵于传神，而不在于传形。而气韵生动则正是传神（《图画宝鉴序》），它不单是视觉官能的怡情对象或装饰性的东西，它还是陶冶人们精神，给人们带来充实性，丰富性或圆熟性，从而给人以美的印象、美的感受的一种精神性力量。“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若形似无生气，神采至脱格，皆病也。”（清代王士祯《艺苑卮言》）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造化”古时唯心论者指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主宰者,也指自然道法合一；迷信的人指天生福气、运气。佛教论者认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生起决定的信心”，“造化”就是“信心”和“修行”，上天给人的机会和运气都是均等的。唯物论者认为“师傅领进们修行在各人”、 “自古山川师造化”，完全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传神随造化”正合了郑板桥养生三绝：诗言志 书传神 画表意。

书法与美术（画画）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里充满了灵性，或工巧、或冲和、或飘逸、或姿媚，或貌清气健、或超然出尘、或润厚巨丽、或不胜罗绮。所以，书法艺术成了“无声之音，无形之相”的“灵魂之舞”。书法通了人性，自然也就有了“书品”和“书格”。

    1、“书品”与”人品”密不可分。元代画家倪云林在论画时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在文人雅士看来，绘画无非是借外物之形象以写胸中之所有，所以强调“意趣俱在笔先”，否则胸无丘壑，笔下只能是些死山死水，毫无神韵可言。而这“胸中之所有”，不仅是师法自然，更重要的还是内心的修炼，品行学识的修养。明代文征明认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仅仅在笔墨技巧上玩弄花招，至多只能达到艺匠的工巧，没有个性，没有灵气，也就没有艺术创作可言。
    2、书法艺术的生机，有赖于作者的人格力量。书法“道和自然”，“字为心画”，是客观美与主观审美情趣的统一，人们普遍认为：萎缩之人，笔下难成磅礴气势；旷达之士，运笔自然豪放纵逸；清高之人，字必拙朴潇洒；屈节之人，字必媚俗流滑。人品卑鄙低俗，胸无点墨者，不论其笔墨技巧如何娴熟，都不可能达到真正高雅的艺术境界。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苏东坡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在书艺评价上也格外看重人品 “书虽一艺，与性道通，固自有大根巨在。”他在诗中说：
    从来书画贵士气，经史内蕴外乃滋。
    若非拄腹有万卷，求脱匠气焉能辞？

    3、没有精深的学养，书画终将难脱俚俗之气。要写出好字首先要有高尚的人格。而人格的修炼，主要在于心灵的净化，胸襟旷达，超然物外，视功名、权势、富贵为身外之物，以静虚之心返朴归真。中国文人净化心灵的渠道，或是走向山川，归隐大自然，让大自然之美来陶冶性情，虚净心灵；或是隐迹书林，洁然地沐浴书香，从先哲那儿体味人类文化之精要， “读书万卷始通神”。
    4、没有高尚的“人品”，书画作品难成大器。“人品”为人所推崇者，即使技巧不高，只因其神韵生动，仍被视为珍品。相反，人品低劣者，即使技巧纯熟，仍被士人所不齿。宋代四大家中原有蔡京，蔡京“笔法姿魅”，确有一定的造诣，但后人因其人品不佳，将他排斥在四大家之外，而以蔡君谟代之；明朝有一个著名书法家叫张瑞图，其书法功力不亚于其他著名的书法家，但知其者甚少，原因在于他是奸相臣魏忠贤的干儿子，靠着魏忠贤升了高官，就其字而言，无可挑剔，但想想其作为品行，那书法里也就有了奸诈之气；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他之所以名扬千古，时值今日仍盛名不衰，稍有点书法常识的人都知道他，更在于他的品行为人称道，他忠义爱国，在七十岁高龄，仍不屈服于叛将李希烈而慷慨捐躯，他所写的《祭侄帖》，凛然正气跃然纸上，为书法界所推崇，与其说他的书法作品征服了人，不如说他的人品征服了人。

    5、人们在钟情于书画的同时，也往往注意自身的熏冶修养。常言道：“书品即人品”“书如其人”。对人品的评价，内涵也是在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着的，如果说，在唐以前文人对人品美的概括是侧重于人的心灵自由，不太强调儒家的“忠、孝、节、义”那一套的话，那么宋尤其是南宋以降，对人品美的概括则逐渐偏向对忠诚、气节等伦理方面，“失节”成为人品的最大污点。这也是人们在评价明末清初的几位书家时，推崇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人，而对王铎则颇有微词的缘故。

    “人和”就是上下团结,人心所向。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 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 矣” 。《苟子·王霸篇》说：“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中，“人和”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地利”次 之，“天时”又次之，这与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贯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天时、地利、人和关系分不开的。孟子、荀子正是从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出发，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

    “共人和”还有人们对其作品的评价之意，即是引起大家的共鸣和称道，达到一种“神形合一”的境界。就诗、书、画而言，人们推崇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王维。张舜民在《画墁集》（卷一）《跋百之诗画》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黄庭坚说：“诗成无象之画，画出无声之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写真自赞》）王维以诗人兼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客观世界，凭着自己长期隐居于山水林壑之间对自然美的独特的敏感与对画理的娴熟运用，他别具匠心地剪取自然界中那些最有特征的水色山光来写入诗作，使其诗以色泽苍润制胜于人；并且善于把人物丰富复杂的感情融化在一幅幅优美隽永的画面上，给自然景色注入了人的气质、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诗形神俱佳、气韵生动，“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沧浪语）。盛唐的殷璠在《河岳英灵集》（江苏巡抚采进本殷璠编）中评价王维的诗曰：“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北宋的苏轼也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所指出的：“恰巧南宗画创始人王维也是神韵诗的大师”，“在他身上，禅、诗、画三者可以算是一脉相贯，‘诗画是孪生姐妹’这句话用来品评他是最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