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龚隶”

□刘  镪

放眼世纪之交的中国书坛，龚望先生以其卓然不群的艺术风貌、具有总结性和开创性的艺术成就自成一家，于隶书一体独领风骚，名重艺林，被誉为“当代隶圣”。

龚望先生1914年生于天津。又名望宾、王宾，字作家，一字大迂，别署迂公，号沙曲散人。别号尚有镂冰、聿观、无竞、无漏居士等。斋号“四宁草堂”，意取傅山论书句“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现为中国书协会员、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天津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天津居士林名誉林长、天津李叔同研究会顾问。其家世为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其自幼临池，遍览家中富藏之碑帖字画，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十余岁时从师陈雅林习书。后入国学研究社、崇化学会研习国学、书法，书法方面尤得陈  洲真传。毕业后留任崇化学会讲师，并受聘于木斋、育才、众成、通澜等校，讲授国文、书法。解放后曾任崇化中学教导主任。龚先生晚年欣逢盛世，焕发艺术青春。其于真、草、隶、篆各体皆精，兼工治印。其楷书融通欧、颜、柳诸家兼及魏隋。草书以《书谱》为本，篆书师法秦汉金石。倾心于汉隶，尤好《石门颂》。五十岁后以鸡颖作隶书，创“龚隶”一体，自出手眼，别开生面，奠定其在当代书坛的地位。因此，其艺术可以大致以五十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继承阶段或总结性阶段，后期为发展阶段或开创性阶段。

著名书法家余明善先生为新近出版的《龚望隶书楹联集》作序云：

    龚绶世讲辑其尊人所作隶书楹联墨宝二百余种，

勒成一书,既毕，出以示予。敬读一过，不觉肃然。

予与迂公为总角交，同游实忱先生之门。素审其邃于

经史、深通金石之学。时亦偶然飞驰豪素，皆即兴之

作，不重视也。今展卷一读，殊为惊叹，实为得未曾

有。此所以为之肃然之由也。

    迂老之隶，不独深入两汉之堂奥，又多见汉人墨

迹，悉收腕底。斯皆有清乾嘉诸老之所不及见者，今

皆悉集腕下，斯为人所不能及者，亦即在此。

    此集所有联语，除迂老自出杼机，兼有引用成语，

亦皆有益世道人心，可以用为自警。于以见迂老修养

之深，有所自得，非舞文弄墨之所可比也。斯可知有

学问，然后才有文章，观斯册概可知矣。

    昔人谓：为文准则，非有关于世道人心者决不落

笔，以禁妄作也。此册造语皆笃实光辉，溢于言表。

如能躬行实践，当自有得，如是为人其庶几乎。只观

辞语之工、书法之美，抑末矣。

此知音者言实为欣赏、研究“龚隶”之钥。

 

龚先生博学多通，兼治群艺。其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天资聪慧，才华出众。二十岁前已精读四书五经，颇有心得，所作之文常得师之激赏。其学贯通儒、道、释三家学术，于金石、文字、训诂、文物之学和篆刻、古乐、佛乐、诗词、属对之艺亦有精深造诣，因而其对中国文化精神、艺术精神有着深刻体认和把握，其人其艺传承着中国文化、艺术血脉。其于津门文化有着更为直接、深刻的联系。有清一代，天津先后设立问津、三取、辅仁、会文四大书院，学风蔚然。更有始建于雍正元年、乾隆曾四次驻跸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四方文人墨客往来汇集于此，南北文化交融，极一时之盛，遗留文化成果甚夥。民国时期，严范孙、李实忱分别于1927年和1932年在津创办崇化学会和国学研究社，传授国学知识。国学研究社又附设书法会，延请陈                                                 洲主讲书法。龚先生在学期间除随陈  洲习书外，在国学方面从师李实忱、陈哲甫、郑菊如、裴学海、钟世铭、吴杰民等学者。可以说，丰厚的文化积累是“龚隶”得以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古人云：“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 “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为人为艺，首重器识，实为中国文化之优良传统。龚先生在《陈  洲师讲授书法回忆》（手稿）中提到：“师（陈  洲）尝谓：‘……书虽小道，人品关焉。’”此语于龚先生影响至深。后来，其在总结书法创作、书法教育经验时就首先强调：“欲高书品，先高人品。书品之高下先视其人品之高下。所谓人品不必说得如何高超、不可瞻仰，只先勘透名利关即可稍有站脚处。”人品不仅是做人的根本，同时也是为艺的必要条件，而艺品则是人品的感性显现。人品与艺品的关系即是“道”与“艺”的关系，道与艺通，道艺为一，如宋代陆九渊所说：“艺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二物”。书法创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极富个性的自由创造。这就要求作为创作主体的书法家必须澹泊名利，澡雪精神，保持人格独立和心灵自由。心灵自由，书法家才能在创作中心态平和，不为物役；人格独立，其人生追求、艺术理想才能不逐时潮，其作品才能具有自家面目。龚先生既主张“欲高书品，先高人品”，更躬身实践这一主张。其为人坦荡，胸襟豁达，宠辱不惊，乐善好施。在极左政治年代，其以“是非在我，毁誉由人”、“当失意时真长进，应非常事贵和平”、“世路由他险，居心任我平”直面人生逆境，捍卫人格尊严和独立。其生活长期窘迫，便以“境若求全终抱憾，心能无愧不妨贫”、“心清何妨形貌秽”自策，安贫乐道。值政治、文化修明之际，其书名日隆，却未曾以大书法家自居，凡有求书者均能蒙其慨允。清末民初天津书法名家张体信后人家中所藏张氏墨迹遭文革劫火荡然无存，龚先生便将其早年购藏的张氏墨迹贻赠张氏后人。每年春节前，其常以万元之巨嘱学生见有贫困者而接济之。其年届古稀后，虽足不出户，但仍心系天下，甘于奉献，于赈灾、扶贫、支教、助残等公益事业多有捐助，不图果报，亦不以此沽名邀荣……凡此种种，不可胜数。其高风亮节、嘉德懿行，有口皆碑。

 

具体到书法艺术，“迂老之隶，不独深入两汉堂奥，又多见汉人墨迹悉收腕底”，其取法乎上，广取博收，遍临汉碑代表作以展胸襟，拓眼界，集众家之长。隶书在汉代已高度成熟，风格多样，诸法赅备，已形成一座艺术高峰。两汉以降千余载，以隶书名家者寥寥，可见这座高峰难以跨越。但是，它又为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起点。在汉隶中，前人视学《石门颂》为畏途。张祖翼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龚先生亦认为此碑“豪放纵逸，惟不便初学。必先临数种汉碑后作此。”若功力欠深，把握不好，则容易写得像面条一样绵软无力。但其独好此碑，反复临习，摄其神韵，悟其玄机。中国毛笔有软毫、硬毫之分，而软毫中尤以鸡颖不易发力，最难驾驭。书画大师潘天寿曾断言：“鸡鸭毫太弱，亦不合写字作画之应用，已近淘汰之列。”龚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欣赏“飞白之祖”蔡邕“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之观点，力求“软笔出硬字”，正老子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其认为：“临此（《石门颂》）亦须用软笔方能矫健，使转应手，纵逸自如。”即是说以鸡颖作书，任情恣性，飞白跌宕，更有利于强化《石门颂》的艺术特征。“飞白”既是“龚隶”的神来之笔，也是“龚隶”的独到之处。其师陈  洲于“飞白”曾有论述：“飞白者，必须出于自然。而笔下又必须有千钧之力，然后见带燥方润之妙。必临池功深，而后有此神来之笔，岂故事造作所能致哉？”此论于龚先生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天津三百年书法史，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其中于龚先生有重要影响者有乔耿甫、张体信、顾越、华靖、华世奎等。尤其张体信于龚先生影响非常显明。张氏隶书功力深厚，个性鲜明，善以鸡颖长锋作大字，以颜真卿笔法写《石门颂》。康有为赞其书法：“公（张体信）书根抵两京，意境超绝，世所稀有，江北书家当以公为巨擘。” 以鸡颖作隶并从《石门颂》出者，已有张氏在前。若不能写出自家面目，超越前人，则无异于屋下架屋、床下架床。但龚先生以其非凡的才、胆、识、力选取了一条险径，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亦以鸡颖直取汉隶，站在时代高度，睥睨千古，征服了鸡颖，征服了《石门颂》，征服了汉隶，化古为新，借古开今，最终脱开古人，而自成“龚隶”书体。

 

龚先生曾不止一次书写黄庭坚句“领略古法生新奇”，绝非偶然。“领略古法”是途径、手段，而最终目的则是“出新奇”。龚先生曾言：“隶书难在‘汉味’。”但在领略、寻得“汉味”之后，还要脱去“汉味”而形成自家风味。龚先生言其写《石门颂》体会：“要能进去，还要能出来，出不来不行。要褪去《石门颂》的气味，写出自己的面目来，要让人认得是你的字。”其创新之志不言而喻。“龚隶”自成面目，首先是龚先生能够萃古人之精华，融诸碑于腕底。其将汉碑按风格划分为“方整雄浑”、“圆劲美秀”、“豪放飘逸”三派。其论“方整雄浑”一派中的《张迁》：“在汉碑中占首要地位。一则字多完好，再则实为汉隶中之元素。平直刚健，即学之不似，苟能平直中正，疏密得宜，即能粗具意态，不失雅重之品。”又论“圆劲美秀”一派中的《乙瑛》：“平直通达，介乎《史晨》、《礼器》之间，有利无弊，最便初学”，“学隶由此入手，可称纯正，有百利而无一弊。”可见其习汉隶先由“方整雄浑”、“圆劲美秀”两派入手。而于“豪放飘逸”一派中的《石门颂》，龚先生认为：“此碑系大摩岩，豪放纵逸。惟不便初学，必先临数种汉碑后作此。”即是说，先要临习、兼容前两派，奠定基础，再以“隶中之草”的第三派富其变化，丰其神韵。这正是“龚隶”入乎其内、故有生气的“领略古法”之历程，也是“龚隶”具有多元之味、复合之美的原因。其次是龚先生对于“飞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陈  洲于“飞白”曾有论述：“飞白者，必须出于自然。而笔下又必须有千钧之力，然后见带燥方润之妙。必临池功深，而后有此神来之笔，岂故事造作所能致哉？”此论于龚先生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以至数十年后龚先生仍谨记在心。“飞白”既是“龚隶”的神来之笔，也是“龚隶”的独到之处。书家多不喜用熟宣或吸水性差的纸。而龚先生却乐于使用此类“硬”性纸进行创作。其以软毫、硬纸作书，软硬兼施，刚柔相济，真力弥漫，飞白自出，收到奇效。在用笔上，以草法入隶，融以草意、草势，作书如飞鸟入林、惊蛇入草、快马入阵，或似治印之急就，“其笔力惊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孤姿绝状，触毫而出。其谓：“由于笔含浓墨，赶着你走，行笔非快不可。”但这种行笔速度必须是结合着力量的速度，既有速度，也有力度。正是由于具有摄笔摄墨的深厚功力，其才能在用墨上以软毫饱蘸浓墨，以浓出淡，以湿出干，以浓湿之笔出枯澹飞白之效，“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在点画上，往往是小敛大纵，收放自如。即使一画之内，离披缺落，亦力求阴阳、虚实、浓淡、疏密、盈缺之微妙变化。其在总体上则始终把握“出于自然”的美学原则。古人赞飞白：“丝萦箭激，电绕雪  ，浅如流雾，浓若屯云，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正可为仪态万方、极具弹性之美的“龚隶”作一注脚。康有为论书有“十美”之说，曰：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龚隶”亦足当此说。

龚先生跋“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一联：“孟子谓此八字为天爵。书以为楹帖，虽对仗未工、平仄不协，悬之座右，未尝不可以为进修之左券也。”又有书作“书关治道，百年树人”，足见其注重书写内容，不仅“用为自警”，又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撰联、作书虽为游艺之学，但在龚先生那里，游艺之学必归于“格物致知”，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于轻松的游艺中探究人情事势物理，体味人生真谛。以《龚望隶书楹联集》为例，集中所录以四言居多，兼有五、六、七言者，长联亦有一、二。精力所聚，心血所结，其间多有阅尽人世沧桑的人生感悟、贯通儒、道、释三家学术的处世智慧和进德修业的妙觉心得。虽语多浅近，但言近旨远，正所谓“高僧只说家常话”。“德从宽处积，福向俭中求”、“崇俭少欲，返朴还淳”，平易之中道出作人的根本。“洗研（通“砚”）作字，扫地读书”、“诚心和气，愉色婉言”主张修养主要是在日常方面做工夫。“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作人”又不失幽默。“身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糊涂多岁月，将就好生涯”则颇饶禅味。“知足者富，处下不倾”、“终身让路，不失跬步”、“闲中立品，澹处逢时”实警策之语。“未有逢迎真血性，须从本色见英雄”、“当仁不让，临义必为”掷地有声。“侧身天地，纵目古今”、“所见者大，独为其难”、“逸情云上，壮思风飞”气势不凡。“松涛在耳，山月照人”、“二分明月，万顷烟波”、“风定铃无语，江流夜有声”、“春暖观鱼跃，秋高听鹿鸣”皆意境清旷、韵味悠长。“多积德、多读书、多吃亏，以多为贵；寡意气、寡言语、寡嗜好，欲寡未能”指明修身养性的路径。观者当可从这些作品中得窥龚先生深厚精粹之学养，晤对其博大充盈之胸襟，感受其为学、为艺、为人之至诚。

 

总之，是崇峻的道德修养、丰厚的文化积累、年复一年的辛勤笔耕造就了龚先生这样一位艺术大师。“龚隶”底蕴十足，魅力无穷，是两汉以降崛起的又一座艺术高峰。其独特而恒久的审美价值为中国书法史增添了异彩。